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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语文课本受捧 编辑称不要简单不满现行语文

2010年12月01日 14:02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民国时的一套国语课本,5年前被影印出版,却在不久前突然火起来。

  出版这套课本的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一下子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这让社长赵炬有些发蒙。打电话的人,有些是新华书店负责人,有些是年轻父母,问题大致相似:出版社里还有没有影印的“老课本”系列丛书?

  这套丛书,包括1917年张元济校订的《商务国语教科书》(上下册)、1932年叶圣陶和丰子恺编绘的《开明国语课本》(上下册)与魏冰心等编写的《世界书局国语读本》(上下册),一共6本。

  上网搜索了一番,赵炬才发现,他们当年出版的这套书,在网上“好评如潮”,但抱怨声从2008年起至今未停。因为在2007年底,《开明国语课本》已经卖断货。抱怨的人大多是在问,这本书为什么不继续重印?

  读读前辈求学经历中难以忘怀的书,传统的读本仍能读出新知

  丛书的创意者和责任编辑陈宁宁两年前已从出版社退休。当年编辑这套书时的经历,她已经有点记不清了。不过,时隔5年,书里有些内容,她依旧记得很清楚。

  “他们用一些小动物对父母和亲人的爱护,来传达爱亲、亲恩这种意思。用狗啊,猫啊,鸟啊,来比喻人,告诉小孩子,小动物尚且如此,人应该怎样做。”陈宁宁说。她最喜欢的是张元济校订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因为里面的图特别好,经常用很形象的画面来表达主题。

  11月24日,她特地从图书馆里借出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等四个版本的老课本,重新温习了一遍。这些已经发黄的书,大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刷出版。

  打开《商务国语教科书》,前33课的内容中没有一个字,全部是用图画给刚入学的孩子讲述“仪容、慎食、游戏”等日常行为,和“敬师、诚实、公平、公德”等道理。

  在第34课,课文里终于有了文字,不过讲的是“夜间早眠、日间早起”的起居之事。而后,才逐渐给孩子们讲“友爱、御侮、勤学、自治”等大道理。

  当年,为了落实政府“注重道德教育”和“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新教育方针,叶圣陶、丰子恺和张元济、吴稚晖、蔡元培等大名鼎鼎的教育家,决定做“这担责任的事”,参与编绘、校订或校阅小学国语课本。

  在赵炬看来,这些大家在编课本时,不仅用心,而且“很下工夫”。一个家长把《开明国语课本》买回家后,孩子告诉他,“比语文书好,有意思,文章好画好字也好”。一个年轻人原本是冲着丰子恺的画买了这套书,结果书拿回家后,却被当小学老师的母亲看上了,她觉得当年的书“编得好”。

  在编辑这些书时,陈宁宁脑子里经常想到的一句话是,“读读前辈求学经历中难以忘怀的书,传统的读本仍能读出新知。”

  “我们有这个理念在里面的,才编的这个书。”她回忆说。

  不过,她最初想到编这套老课本,是为了完成领导布置的“开发馆藏”的任务。陈宁宁曾是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后来到图书馆下属的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担任文献编辑室主任。

  2004年,新上任的社长赵炬,启动“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行动,对尘封多年的图书馆馆藏资源进行开发,要求员工开动脑筋。51岁的陈宁宁在选题会上提出,“是不是可以影印一批民国时期的老课本?”

  以前在图书馆做编目录的工作时,这位研究过尼采的哲学系毕业生,很注意发现图书馆有什么长处。也是在那时,陈宁宁知道图书馆有一批民国时期的老课本,不过当时她并没有把这些已经发黄的旧书当回事。

  直到“开发馆藏”成为领导布置的任务,她才开始思考那一堆几乎无人问津的书里,什么书好卖。

  看到在图书市场上大行其道的小学生《一课一练》,陈宁宁突然想到了图书馆里那批中小学国语教科书。

  她的想法在选题会上刚一提出,便得到了社长赵炬的支持。赵炬当时记起,自己在2000年邀请王蒙和刘心武编写《语文课外读本》时,刘心武曾经跟他提起过民国老课本。

  当年,那套《语文课外读本》完全靠市场发行,在全国卖了十几万册,在赵炬看来非常成功。但刘心武告诉他,五四以后,整个国文教育处于变革时期,当时教材竞争非常厉害,各大出版社都抢滩国语教育,出了一系列国语课本。张元济所开发的国语教科书,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本出版于1917年的教科书,10年间销售了七八千万册。

  因此,当陈宁宁提出编辑出版这套老课本,赵炬当即拍板同意,并告诉她,出版社还是要营造一些品位较高的东西。“大家都去做教辅这些东西,会把编辑的品位越做越低。”

  这个决定,不仅让那些凝结着一批教育家心血的老课本,在大半个世纪后出版重印,获得重生,也为5年之后的今天,这些书被广泛关注和阅读,埋下伏笔。

  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

  选题通过后,陈宁宁回到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翻出她的《民国时期总书目》,这是她以前的常用工具书。翻到其中的“小学教材部分”的“语文课本、副课本”目录,她发现,目录整整30页,共有各类语文教材281种,且不乏名家参与其中。比如,1927年出版的8册《新时代国语教科书》,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校阅。

  在书目上大致圈定了几套教材版本后,陈宁宁开始到图书馆实地查阅,并最终选定了《开明国语课本》(1-8册)、《世界书局国语读本》(1-8册)与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1-10册)。

  陈宁宁解释说,选择《开明国语课本》,是因为这是叶圣陶和丰子恺两大名家联手的作品,并且在当年颇为流行,在1932年初版后,1年之内便印了12版。而选择《最新国文教科书》,除了因为书内容不错,很大程度上也因为这是商务印书馆馆长张元济亲自校订的教科书。

  在编写这本教科书之前的1912年,张元济曾主持出版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著作《原富》。也是在此时,他意识到“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于是决定亲自编一套国文教科书。

  除了这3套老课本,还有一套课本,陈宁宁也觉得内容不错。但翻开一看,上来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标志,考虑再三,她舍弃了。

  此外,她还找到了教育家陈鹤琴编的《儿童国语课本》。但因为“图书市场也不能投资太大”而自己又对市场“吃不准”,她最终只选了3种。

  为了将这3套共16本老课本分别编辑成每套上下两册,陈宁宁在2004年没少费劲。她找来一些当时正在使用的小学教材和启蒙读物,斟酌应该保留哪些内容。

  最终,那些“从居家、处世方面取材,并以儿童周围事物和见闻立义”的课文,都被保留了,删去的则是由于时代问题,在她看来“特别反动的内容”。

  这套老课本的编辑工作,最终在2004年下半年完成。在给出版社的出版申请里,陈宁宁在“编辑意见”一栏里写道:传统文化在这些课本上潜移默化地得到了传承,这套丛书可能对现在的语文教师,和现在教材的编写者有参考价值。

  她的这种判断很快便得到印证。丛书出版后,一个正在写教材的人买了这一系列老课本,他看后非常感动,并评价道:“看看我们现在的老师出教材,一本比一本快,可是里面有多少真情实感。这是老先生真的用心在为孩子们写的一本书,句句动情。”

  还有人评价,这些书“童稚”、“纯净”,“难得大师用心去给孩子写书”。

  不要简单地对现行语文表示不满,而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做些事情

  在编辑这些书之前,陈宁宁必须获得编者们后人的授权。为此,她专门给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和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写信。

  当时还健在的叶至善很快便回信授权同意。他没想到,过了大半个世纪之后,这些书还能重印。

  而为这套书找人写前言时,陈宁宁首先想到了《萌芽》杂志的主编赵长天。在她看来,赵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策划人,说明“他对现行的语文教育有些不满”。

  “其实我们也是对现行的语文教育不满。现行的教育,尤其那些教材和教法,推出来的都是《一课一练》。”陈宁宁说。

  赵长天最终以《旧书新读的意义》为题,写了序。他在序里表示,简单地对现行教育表示不满是最容易的,但也最没有意义。在一片对现行教育不满的讨伐声中,出版这套老课本系列,“对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有着实际的意义”。

  这种观点,陈宁宁深以为然。“不要简单地对现行语文表示不满,而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做些事情。”她强调道。

  为了方便现在的小学生阅读,她在编辑时特地在老课本每一页下面,对上面的繁体字进行注释,并且为了阅读方便,把书改成了从左往右翻的现代格式。

  但赵炬在拿到成书后,首先便指出了这个不足,“既然是老课本,应该还是从后往前翻。”他想起了刘心武告诉他的话,虽然民国的那些大家在编课本时,主要在强调创新,但是他们对传统文化还是进行了很好的保留。

  “语文课不仅是语言技巧的教育,也是对孩子进行心灵熏陶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的语文课本,多是狼牙山五壮士、小英雄雨来、王二小等英雄主义的内容。在传统教育上确实做得不够。尊师爱幼、礼节的教育都不够,但是在开明和商务的读本中,这些都做得比较好。”赵炬说。

  2005年1月,这些在图书馆里蒙尘多年的老课本,被拂去尘埃,经陈宁宁编辑后,影印面世。随后,出版社邀请了一些专家,为这些老课本举行了一场类似于新书发布研讨会的讨论。

  在会上,与会者几乎众口一声地给出了好评。76岁的丰一吟,当场回忆起了父亲丰子恺让她照着书念时的情景。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图书,一般只印五六千册。但这一系列老课本,赵炬决定一次先印8000册。

  此后,丛书一直平静地在各地书店和网上书店销售。陈宁宁了解到,这套书在深圳最好卖,因为很多书被香港人买走,带回了香港。“一方面他们还保留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他们还可以对照着学简体汉字。”她说。

  起初,这些老课本除了陆续在各个书店被卖完,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但今年夏天,在人们热议“语文课本里鲁迅文章大撤退”时,陈宁宁突然发现,找她或出版社要这些老课本的人多了起来。不过,无论是她手里,还是出版社,都已经没货了。

  对于迟了5年才到来的“好评如潮”,赵炬再三表示“没有想到”。他推测,这是大家现在对语文课本不满,所以老课本拿出来当事儿说,甚至是“在发泄一种情绪”。

  不过,他打算理解这种“情绪”。因为他发现,当中国语文教材面对着极大的批评时,那些没有资格出版教材的出版社,可以从课外的角度做一些事情。2000年,在中国语文教材饱受抨击时,正是他,在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王蒙和刘心武编写的《语文课外读本》。

  这一次,考虑到“大家对现行语文教材有如此深仇大恨”,赵炬已经通知发行部门,重印这些老课本。 本报记者 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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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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