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身体内部的真实

　　北岛的《父亲》（《花城》2010年5期）题记中引入诗《给父亲》“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随后沿着记忆的步履进入父亲的人生，父亲所处的时代历历在目。作者将对父亲生活琐事的回忆与自己的成长经验以及那一代人的际遇交织在一起，随之而来的是对父亲这个与权力相连的符号的深入分析，诗人北岛的话语基因在散文中复活光大。“直到我成为父亲，才意识到这暴君意识来自血液来自文化深处，根深蒂固，离经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难逃。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父亲素朴的语言“人生是一个接送”回答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根本的哲学问题。北岛在与父亲的告别中完成了人生最艰难的成长。

　　发表在《时代阅读》九月号上的《小贩》是薛忆沩“用33年时间写成的短篇小说”，这个短篇三四年前我读过它的第N次修订版，今天与它重逢我依然激动。这感觉恰似卡尔维诺对经典的定义。我最关心的是叙事中的暴力，语言暴力和真实的身体暴力之间有枪炮所不能摧垮的坚实联盟，二者甚至不需要任何过渡。语言虽然随风飘散，恰恰是身体最真实的部分。差生将小贩的“糯米条”称为“电棒”，这个称谓为后文中警察手中真正的电棒埋下了伏笔。“我”对语文课上的朗读进行了细致而精到的叙述，我们从中可以推测朗读的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课文与美国大片的裂缝显示了意识形态的玄学性质，让人不再有质疑的能力。课后，差生围着小贩实施了暴力抢劫方案。小贩大声嚷嚷，“当年美国鬼子都没有逃过我的手心，我看你们往哪里跑。”曾经是“最可爱的人”的身份并没有威胁住那群被“最可爱的人”鼓舞着的坏孩子，如今，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往昔“最可爱的人”的生存空间，警察不仅没收了他活命的东西，而且雪上加霜地摧毁了他仅存的微弱的尊严。他大声而无力的嚷嚷只是使叙事人“我”困惑而且难受，“他的方言与我母亲的方言非常接近。这熟悉的方言让我非常难受。”就在薛忆沩为熟悉的方言难受的时候，石舒清也在为自己的同胞那陌生的普通话难过得“几乎要哭出声来。”

　　石舒清的《小米媳妇》（《作品》2010年第7期）是一首回民文化的挽歌。篇幅很短，以“我”的视角写小米一家，主角是小米媳妇，都是回民，但两口子身上有相当的反差。小米是个沉默而有坚守的人，他甚至为抽烟而羞涩，而小米媳妇恰恰是个八面玲珑追求浪漫都市生活的人，她对象征民族身份的帽子时戴时脱，她打阳伞，戴墨镜，说普通话……巨大的城乡差异裹挟着民族文化的差异，全球化归根结底是强势文化的全球化。语言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象征。选择一种语言实质就是在选择一种文化。

　　黄咏梅《瓜子》（《钟山》2010年第4期）则用比较大的篇幅区分语言与我们的情感认同，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相隔的不是千山万水，而是不变的“乡音”。“我”的父辈坚持自己的管山口音，“鳖”来“鳖”去与其说是方言，不如说是一种身份认同和情感交流。“我”以广州方言来对抗父亲，对抗自己的管山出身，当然这种对抗类似鸡蛋与墙壁的对抗。与我这种微妙的语言选择对应的是父亲对“孟鳖”的反抗，最终，父亲从平时装瓜子的口袋里抽出了刀。从瓜子这个消解孤独的食物到刀这个索取性命的凶器之间，就是小区保安可能拥有的命运，是生活中的弱者维护尊严的唯一可能。小说中将孤字拆成“瓜子”可谓神来之笔。那些游荡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漫游者，谁又不是小心翼翼地怀揣着一个“孤”字？

　　鲁敏的《惹尘埃》（《人民文学》2010年第7期）延续并深化了她在《铁血信鸽》中对信与疑的思考，这个中篇试图揪出我们对这个世界怀疑的根源并探索信任重建的可能。开篇她抛出了一个惯常的生活场景，推销保健药品和器械的韦荣，老人徐医生和不信任者肖黎。不协调的因素自始至终横亘着这部中篇，推销者的花言巧语被省略，留下的是不着调的《罗杰疑案》的朗读。当然，随后疑案就随记忆来到叙事中央，肖黎的丈夫在出车祸前留下了一条从此困扰她的短信，丈夫是去赴“午间之马”的约而遇到车祸的。可是肖黎不知道这个“午间之马”是何许人也，但这匹“马”彻底搅乱了她的心。肖黎与现实的密谋使她从此质疑一切，她从怀疑丈夫和自己开始怀疑整个世界，甚至将质疑作为方法传递给刚刚步入人生的孩子。韦荣的出现，他的行事方式最终触动了肖黎心中的柔软之处，让她鼓起勇气来告别自己的颓废与消沉，在暗夜与自我告别，让信心慢慢积攒。当然从叙事上来说，整个小说是不流畅的，它有太多植入的部位，但是对于这一代女作家而言，鲁敏为突破女性写作窠臼所做的努力依然值得肯定，因为她正在胡同尽头探索一条宽阔明亮的大道。申霞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