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散文并未迷路

　　这个话题，是由彭学明的一篇文章《走进沼泽:迷路的中国散文》所引发。

　　彭学明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奖办公室主任和散文奖的副主任，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散文家和散文评论家。在此文中，他明确表达了对当下散文的不满:“我们的散文的确步入了低谷，走进了沼泽，迷失了方向。迷路的中国散文，让我们失落和失望”。那么，是什么使中国散文迷路呢？彭学明找到了三个原因:一是散文作家的创作角色错位，作家们太热衷于将自己当成专家学者，当成导师牧师，当成了思想家；二是散文编辑的散文理念走样；三是散文批评的文学话语沉沦。彭学明的文章写得生动活泼，颇具胆识和才情。他对当下散文的批评不可谓不尖锐，言辞不可谓不激烈。这样率直犀利的文风，与那些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木乃伊式文字相比，的确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但读完彭文后，我在赞同他某些观点的同时，又心生疑惑:中国的散文真的迷路了吗？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中国散文并未迷路，更谈不上陷进了沼泽而不能自拔。

　　在这里，我不打算对彭学明的文章作全面的剖析，而仅就第一个问题谈点不同的看法。

　　彭学明在文章中还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由于散文作家角色的错位，导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居然选不出5部获奖作品来。我认为这是不太符合事实的说法。我们姑且不论文学评奖的复杂性和其中的许多文学之外的因素，就拿那次入围的20部作品来说，其中的确有几部可称之为“文化大散文”，但也有筱敏、周晓枫、马莉、熊育群等贴近现实生活，艺术上也大有可观之处的散文集。我指出这一点，其实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近年来，随着“恋大”(大题材、大感情、大篇幅)“弃小”(小题材、小我、小感情)的创作倾向遭到一些批评家(如韩小蕙、王兆胜、谢有顺、王聚敏、张宗刚)的批评，散文创作界热衷于当专家学者、沉迷于历史后花园的作家是越来越少了。更多的作家在创作中实现了转型。这种转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原生态”的写作。即直面严峻的现实，写普通人尤其是下层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刻意粉饰或提升，尽量原汁原味地去展示生活，这已经成为近年来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态势。二是创作视域进一步开拓，不少散文家越来越关注公众性，甚至全球性的话题，如自然环保问题，从人的生存环境中，反思人与自然、人与人，包括人与自身，与动物的和谐相处等等。三是性灵散文渐成气候。这一路散文以亲情、友情、爱情，以及喝酒饮茶、谈禅论道为基本内容，不追求文以载道或社会承担，但坚守散文的纯洁性和优美性，尤其是个体性灵的流露。其文体的特征是自由轻灵，其文字更是自然可亲。除了上述三类，我们还惊喜地看到，即便是文化大散文的始作俑者余秋雨，近期也写出了《猫眼》这样构思别致，既彰显了谢晋的父子深情又赞美了真挚友谊的感人好文。

　　近年散文创作这种既多元又生机无限，既令人欣喜又有遗憾的态势，我们可以从穆涛的《当前阶段的散文观察》，古耜的《近期散文创作的三个亮点》，甚至可以从彭学明本人的《平静的转身——2009年散文扫描》等文中获得佐证:即当前的散文“已突破了以往被‘异化’的误区，在宁静中有了沉实的收获”(王兆胜语)。或如穆涛所说“如今的散文，整体上变化了，不再是一段心情，一种感慨，一点心得，一个事件的描述或一次出行的记录……而是面对着社会进程和人生百态，已经可以用包罗万象，局面开阔，错综复杂，有创新，有突破的术语来概括这一阶段的散文了。而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散文，也不再是个例”(见《当前阶段的散文观察》)。我认为上述这些一线散文评论家的判断和评价是比较靠谱的。

　　当然，当前的中国散文，在繁荣的背后的确也暴露出苍白与贫困的一面: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相比，我们的散文还显得过于单调和浅表；在表现生命的痛感和人类困境方面，像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样的作品还太少。此外，有的散文作家为了创新而创新，完全无视散文的疆界，完全丢弃了传统散文的诗性，还有的散文作家沉迷于短、平、快的“快餐文学”或“软性散文”写作。正是看到这种种的不足，我基本上认同彭学明的“沙子太多，金子太少。杂草太茂，花果太稀”(见《平静的转身——2009年散文扫描》)的判断，但我坚决反对同一作者的另一个判断:“散文，像一个喝多了酒的醉汉，神态不清，误入歧途，陷入了泥潭和沼泽，而有点不能自拔”(见《走进沼泽:迷路的中国散文》)。我认为，这是以感性替代理性，以偏概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主观武断的批评。这种批评既偏离创作实际太远，又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因而实在不能令人信服。

　　陈剑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