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冶秋之子忆父亲编辑《鲁迅先生序跋集》

　　先父王冶秋编辑《鲁迅先生序跋集》的点滴回忆

　　家父王冶秋生前不止一次向我说过，一生中最感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为了报答鲁迅先生对自己的援助和爱护，花了许多心血收集、编辑、抄写完成的《鲁迅先生序跋集》(以下简称《序跋集》)，最终下落不明未能面世。可是，就在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前的一天，奇迹出现了。2006年8月初，我意外接到此前并不相识的，北京鲁迅博物馆文物资料部于静女士的电话，询问王冶秋为《鲁迅先生序跋集》写的前两个“后记”是否发表过，我感到十分突兀，有些奇怪地问:

　　“那两个‘后记’不是随书稿一起遗失了吗？”

　　“没有，我们馆里收藏着一部《序跋集》校样稿。”

　　她平静地说。

　　“什么！？你说什么？你说《序跋集》书稿没有丢？”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该书已经付排了，这是经陆蠡初校的样书稿。”

　　我迫不及待地跑到博物馆，亲眼一见这本早已认为不存于世的作品。对此我原先知道的情况是，当父亲于1936年5月从烟台把《序跋集》书稿寄达鲁迅先生时，先生的健康状况已很不好，在7月11日的复信中写道:“冶秋兄:事情真有凑巧的，当你的序跋集稿寄到时，我已经连文章也不能看了，字更不会写。静兄(台静农，时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教。——笔者注)由厦过沪，曾托便中转达，不知提起过否？……现在还不能走动，你的稿子，只好等秋末再说了。”以后在先生9月15日最后一封给家父的信中，没有再提书稿的事，一个多月后先生与世长辞了。《序跋集》书稿就此失去了消息，直到1940年家父得到景宋(许广平)先生的通信地址，写了信去，才知道她一直在与书局联系出版的事。

　　1941年秋季，景宋先生一连给父亲写了几封信说，已决定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言及年底或可出版，父亲于9月中旬又写了第三个《后记》寄给景宋先生，在此《后记》的最后，他写道:“这书，此次得以印行，不得不感谢景宋先生，她补充了鲁迅先生答应补入的文字，且愿为此书写序，接洽出版，辛勤校稿，我只能于此遥遥致谢，实在是一桩极不安的事。”可是到了年底，出书的消息没有来，香港沦陷和景宋先生被捕的消息却来了。从此，这本为纪念鲁迅先生的《序跋集》便音信全无。虽然，此后为鲁迅故居的保护、鲁迅著作的编辑出版、鲁迅博物馆的建立等事宜，父亲与景宋一直联系不断，但有关该书稿的事却再也没有提起，就像父亲生前同我讲的那样，看来书稿已在战乱中丢失了。可是现在，当我看到摆在面前三册，上下未裁边、白棉线装订、封面上书写《鲁迅先生序跋集》的白报纸铅印校样稿时，它带给我的意外惊喜是无以言表的。

　　“这部样稿是巴金先生保存下来的，封面上的字‘鲁迅先生序跋集’是巴金后来整理《文化生活出版社》样稿时亲笔写的。”于静向我介绍这部校样稿的收藏经过，并把1974年5月3日巴金写给王仰晨(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的信，及1998年1月13日王仰晨写给陈漱渝(时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信的复印件交我看，读完了这些信件，那揪着两代人的心结终于有了答案。

　　巴金在信中写道:

　　《序跋集》据我所知，原稿并未丢失，是由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员工还给许广平先生的，原稿中并无鲁迅先生的序，只有许广平先生1941年写的序言。据我所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1年8月许先生把全稿交给陆圣泉(陆蠡)，陆不久将全稿付排，这年11月，12月中初校样都送齐了。但日寇12月侵占租界后，文生社也差不多停了，第二年陆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来就牺牲在那里)，文生社给抄去一部分书，就完全停顿了。当时《序跋集》校样还未看完，印局就把版拆了，后来文生社的人把原稿还给了许先生。我46年回到上海，以后在积存的样稿中找到《序跋集》的校样(大部分未校过)，我就把它拿回家放着。最近我比较有空才把它整理一下，我觉得许先生的序言是重要的，冶秋同志的两篇“后记”也很好。不过目录上排有“后记之三”的字样，许先生序言中也提到编者的“第三篇后记”，但我找到的校样里没有，不知是什么缘故。此外就不缺什么了。你来信问起这部书，并说“找找”，我过两天就把校样全部(共六百几十页)寄给你。这是唯一的一份校样(许先生的序言好像没有在别处发表过)，我觉得应当好好地保存它。

　　显然，《序跋集》在失踪几十年后得以再现，首先要归功于巴金先生的收存。巴金在1994年回忆与黄源的一次见面后写道:“我只想着一个人，他也想着一个人:就是鲁迅先生，我们都是他的学生，过去如此，今天还是如此。”正是因为巴金对鲁迅先生怀有如此深厚的崇敬之情，他才能够在兵荒马乱中将这部鲁迅生前关注过，并要为之写序的校样书稿，精心完整地保存下来。其次，从上述信中可以看出，巴金与王仰晨此前曾提起过这部书稿，所以才有信中“你来信问起这部书，并说‘找找’”的话，可见王仰晨对此书是有兴趣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恰如王仰晨在给陈漱渝的信中说道:

　　“奉上《鲁迅先生序跋集》校样一份(三册)，请收。这是巴金同志给我的，在我处已积压了二十多年，实在不像话。”

　　信中并没有给出积压这么久的解释，只有王先生诚挚的自责:

　　“其中许先生的序言，由于我的罪过，未能编入她的文集；冶秋先生文章中个别误校的字，也无法由他校正了，这也是我不可恕的错误。”

　　我推想王仰晨先生1974年是有意出版《鲁迅先生序跋集》的，所以他要巴金先生“找找”这部书稿，那时节虽然“四人帮”横行，但鲁迅先生仍然受到推崇，王冶秋亦因“文物外交”而声名远播，故当时出版这部集子似乎不会有政治障碍。但由于一些现在不明的原因却被搁置起来，在我们生活中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所谓一步赶不上便步步赶不上，这一搁便搁了四分之一世纪，直到1998年1月王仰晨才将样书交给陈漱渝，并在信中写道:“这份校样中的错漏字还较多，所收序跋亦有遗漏。你那里可留作展览用，许、王先生文似亦可刊于《鲁迅研究月刊》，请酌。”这时已经丝毫看不出有出版的意思了。或许王仰晨起初是打算出版的，但看完样稿后发现该稿大部分未校，错漏之处很多，重新校对并注释工作量太大，加之序跋数量上也不完整，最终选择了放弃，所以建议鲁迅博物馆作为“展览”的文物保存起来。陈漱渝先生收到校样后转交给鲁迅博物馆文物资料部并写了如下说明:

　　《鲁迅先生序跋集》校样一份1941年1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排印

　　编者王冶秋(汪洋)许广平作序因同年12月上海完全沦陷，出版社停业，致使该书停印并拆版。

　　巴金委托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仰晨同志捐赠我馆

　　原稿缺后记(三)这就是馆藏文物《鲁迅先生序跋集》的原始记录，又过了8年到了2006年，于静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这部校样，遂以“一部未及出版的《鲁迅先生序跋集》”为题撰文，首次向世人公布和介绍这部70年前作品的编辑与收藏经过，读罢令人唏嘘。她是在介绍一件命运多舛的“文物”，而在此，我拟从另外一个“现实”角度，从鲁迅、许广平两先生对出版这部《序跋集》的期许和认真态度出发，呼吁重新出版这部70年前的《鲁迅先生序跋集》，这可能会开启人们认识鲁迅的一个新视角。

　　父亲的这部作品成思于1935年下半年失业时期，他写道:“我想到我过去看到的书序或后记，是以鲁迅先生的为最忠实的了”“他的序跋，不是吹嘘，不是夸示，而是最好的提要、索引和注释。”“我觉着将可以从这本书里，使人们看到他辛勤劳绩的剪影”。1936年春，父亲经宋还吾先生(此公，即后记〔二〕中的“还兄”，曾因支持曲阜第二师范学生出演话剧《子见南子》，遭致孔府告状而闻名全国)介绍，到省立烟台中学任教，从这时起，他便把所有课余时间用于抄录、编辑《序跋集》。在这里他奇迹般地遇到一位，在冶秋后记(三)中所说的“热烈的鲁迅先生的崇拜者”，慷慨地对父亲说只要能买到的书，他家里藏的都有，可以毫无保留地借出抄录，这给了父亲是极大的鼓舞和帮助。笔者在写《王冶秋传》的时候，曾找到一张背面写着“大千夫妇”的照片，一直不知是何人，这次从校样后记(二)中得知，照片中那个“粗壮的汉子”就是父亲写到的“借大批书供我抄录的大千兄”，由于有这些热忱人士，以及老友曹靖华、台静农寄书和收集资料，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鲁迅先生的支持和无私援助，冶秋在三个月里居然收录了94篇文字共20多万字，这在70多年前的那个年代实属“巨制”了。至于父亲在收集资料、抄录和编辑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和付出的艰辛，在他的两个后记里有真切的描述，正如许广平先生序中所言“这里有他的血的活记录。”

　　1936年春，当父亲把《序跋集》结构的四个部分:译文序跋、著作序跋、古籍序跋、为他人著作作序跋，及相应篇目寄给鲁迅先生审定时，得到先生的热情肯定。鲁迅在4月5日和5月4日给父亲的回信中写道:“序跋你如果集起来，我看是有地方出版的。”并嘱咐道:“稿挂号寄书店，不致失落；印行处我当探问，想必有人肯印的，但也许他们会要求删去若干篇，因为他们都胆子小。”还应允“序文当写一点”；同时对篇目的增删取舍表达了明确的意见，并答应“不过有许多篇只有我有底子，如外国文写的，及给人写了而那书终未出版之类。将来当代添上。”“此集我至少还可以补上五六篇，其中几篇是没有刊出过的。”由此可见，鲁迅对出版这部《序跋集》是十分期许和认真的。这在许广平的序言中也有感伤的记叙:“不料五月间抄稿寄出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经病得很厉害，连文章也不能写，更不用说能编稿，介绍出版社了。但鲁迅先生还是打算秋间动手做，却因为屡次的计划易地疗养而拖延下来，终于成为有志未逮到现在整理起来还觉得惋惜的一件憾事。”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先生毅然承担起实现鲁迅生前遗愿的重任，补充了40多篇序和后记并对个别篇目作了调整，使《序跋集》的篇数增加到134篇，时间从1903年《月界旅行》的辨言起，至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前几天写的《苏联作家七人集序言》止，共约25万余言。许先生在序言中对这部集子评价道:“以一个文化工作者的立场，仅祇介绍著作，就写了二十几万字，而每一篇序跋，即可概括那书的精要，我们读了这集之后，不但对于许多书有了概括的认识，同时对于鲁迅先生的博学精湛，也随之增加深一层的认识。”并对编者编辑这部集子的初衷十分赞赏，她写道:“一个文化工作者，当他在为生活压迫斗争的时候，大抵是首先谋生活的救济，再没有几人会丢开生活不顾，而仍然为文化设想，看到许多不忠实的文字的滥竽书市，会毅然不顾一切地给读者找寻正确，‘没有吹嘘，没有掩饰，披筋抽骨，使读者对于一书一事，一个作者，先有了概括简要的认识’的。有之，就是编这一部序跋集的王冶秋先生。”以后又为了这部书能够有“水准以上”的出版社出版，许先生颇费周折，终于在1941年8月由陆圣泉先生接手安排出版，后来就发生了前面已讲过的曲折过程。许先生继鲁迅先生之后又再次“有志未逮”，不能不令人感到深深的遗憾。现在是实现他们遗愿的时候了，那就是重新整理出版这部由许广平先生作序、王冶秋编辑的《鲁迅先生序跋集》。这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因为:

　　第一，不可替代性。这部《序跋集》的内容、结构、篇目及篇目的增删取舍是经鲁迅、许广平两先生审定的，由此折射出时代的背景，蕴涵着原作者的缜密思考，开启了我们认识鲁迅先生的一个新视角，这些是近年来题目相近的出版物不能替代的；

　　第二，历史缺失的美感。《序跋集》本身的意义，如许广平先生在序中所言，它并不会随时间与数量的缺失而改变。相反，历史的缺失往往会带来历史的美感，这样的例子在人类文明史上屡见不鲜；第三，工作量大不再是问题。要对这部由陆圣泉初校过的样书重新校对，并作必要的注释，工作量是不轻的，一个原因是主要相关人大都去世，加大了求证的难度。但我们现在能够支配的文献资源与技术手段，不要说与70年前就是10年前相比已有天壤之别，工作量不会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最后我想，我们对逝者的最好祭奠，就是实现他们生前未能实现的意愿，哪怕只是一个小心愿！

　　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