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剧出书谈人艺的老人和老事儿:从来不称官衔

梁秉堃

　　老编剧出书谈人艺的老人和老事儿

　　文：本报驻北京记者 赵琳琳

　　从北京史家胡同56号的家属大院，到王府井大街22号的首都剧场，北京人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剧场，在这里一批又一批的观众接受着它的精神滋养，一代又一代人艺人进行着他们的艺术探索。

　　北京人艺老编剧梁秉堃新书《史家胡同56号——我亲历的人艺往事》日前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梁秉堃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谈他的新书和记忆中的那些人艺的老人儿和老事儿。

　　梁秉堃说，“我愿在有生之年用手中笨拙的笔，尽可能真实地、客观地、生动地记录下中国艺术史上这光辉夺目，别具一格的一页。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得起那些已经仙逝的老师们、同事们。”

　　在梁秉堃的创作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是曹禺和老舍二位先生。

　　梁秉堃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曹禺，是他到人艺后不久，那时的他总觉得曹禺是高不可及的，从未敢想过今后能够有机会受教育于这位大师。“当时，曹禺偶然来人艺，人家告诉我，那位穿着中山装，戴着呢子帽和金丝眼镜，小矮个的，就是曹禺，我从那认识了他。”

　　不过，梁秉堃真正和曹禺熟悉起来是在1964年以后，曹禺开始教编剧们写戏。

　　曹禺教他：好戏是让观众离开剧场后有思索

　　谈起老艺人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梁秉堃说，“这是挺令人兴奋的，也挺令人留恋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上至院长，下至各科科长，人们从来不称呼官衔，一律直呼其名。而且常常是亲切地免姓呼名，或者干脆起上个近似‘爱称’的绰号。”他回忆说，比如曹禺，大家从来不叫他“曹院长”，而是叫他“曹头儿”。以至连家属、小孩儿们都叫他“曹头儿”。他不但不反感，还会笑着答应。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艺逐渐形成了一个惯例，无论是专业作者或者是业余作者，写戏的时候都要先写一个提纲，而提纲往往要先请曹头儿给“号号脉”。梁秉堃回忆，理由很简单，因为曹头儿经验丰富，独具慧眼，总能够一下子就判断出提纲里有没有能写的“干货”。他常说，“一个剧本首先得有‘酱肘子’，光有‘胡椒面’不行。”

　　不过，请曹禺给提纲号脉也并非易事。“他针对我们‘下笔千言，口若悬河’的毛病，对提纲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就是只能写在一张300字的稿纸上，还要字字入格，多一个字也不行。这下可让我们作难了。”梁秉堃回忆说，每次写提纲都要使出全身的本事来进行“压缩”，甚至要像写诗一样字斟句酌。

　　梁秉堃真正从曹禺那里懂得了如何去挖掘人物的灵魂。“一次，我问他，我说，曹头儿，你说一出好戏的标准是什么，他的回答我至今难忘，他说，一出好戏，绝不是现场的热闹，而是观众离开剧场后的思索。我又问，思索什么，他说思索人生，思索未来，乃至思索人类。我当时觉得，这是最高水平的回答，这么一说，你就全懂了。”

　　在梁秉堃眼里，老师曹禺就是一位灵魂大师。

　　除了曹禺老师，另一位对梁秉堃影响深刻的就是老舍先生。

　　老舍教他：经典台词要让人不忍忘掉

　　“那还是上世纪50年代末，老舍先生也教我们写戏。我们管他叫舒先生。”梁秉堃说。老舍家离人艺不远，“有时候，我给他送点稿纸，或者到他那里去拿剧本。一到先生家中，我就和他聊聊天，请教他怎么写台词。先生腿脚不好，需要拄拐棍，有时候他来剧院，我就主动申请到他家里去帮他拿东西，然后一同返回剧院，在路上聊天时，他也常会和我聊起创作问题。”

　　梁秉堃回忆，“有一次，我问他，舒先生，你教教我怎么写好台词。”老舍的回答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他答我四句话：说着上口、听着入耳、容易记住、又不忍心把它忘掉。第一点是对演员而言，台词不能生拗，要能朗朗上口；第二点是对观众而言，台词要让他们听得入耳，真实自然，而不是刁钻古怪；第三点，经典台词总是很容易就被人记住，最后一点，太绝了，要让人不忍心把它忘掉。”

　　梁秉堃说，老舍先生很倔强，是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一次，我和老舍先生同去看京剧《白毛女》，当时的这出戏是样板戏的前身，看完走出剧场后，我问他怎么样，他特爱说北京土话，就说‘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