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八思巴字文物鉴别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图)

　　元代的八思巴文与辽代的契丹文一样，随着创造使用这种文字的政权退出历史舞台而相继失去其功能，逐渐成为 “死文字”。元代文物存世量较少，带有八思巴字的文物更少，主要集中在元代的符牌、碑文、诏书、钱币及印章上。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八思巴字对研究13世纪蒙古民族政治、历史、文化提供重要依据而得到研究部门的重视。尤其是2006年中央电视台以“发现圣旨金牌”为题介绍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金牌的电视节目播出后，收藏界兴起一股八思巴字文物热，随之而来的是元代八思巴字圣旨牌的不断被“发现”。笔者这两年见到过两块所谓的“八思巴字圣旨牌”，与内蒙古大学收藏的金牌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银牌对照后发现，其中的一块混淆了八思巴字的[ra]和[da]、[ya]，读不成句；另一块竟然把八思巴字的“皇帝”写错。而且这两块牌子上的文字镌刻不规范，不是官方符牌上的正楷八思巴字。


　　2010年6月，“契丹文明密码文化研讨会暨契丹文物精品展览会”在京举行。展览会特别展出国内一位资深收藏家收藏的蒙古汗国与元代的两面圣旨金牌和一面圣旨银牌，并附有文物图片。这几件文物如果是真品，无疑是国家一级文物，应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笔者对“惊现于世”的元代“虎头职官金牌”特别感兴趣，力图解读牌子上的文字，但解读结果令笔者产生了很多质疑。


　　在当今文物市场真假文物鱼目混珠的现实下，对收藏者来说，受鉴别水平所限，收藏几件普通文物的赝品在所难免，用行话来说只是“打眼”或“交学费”而已，损失的仅仅是收藏者的钱财。而代表国家、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国家级文物，一旦被文物鉴定部门“打眼”，损失的则是国家的声誉，带来的后果则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歪曲。为了尊重历史，维护国家级文物的尊严和真实性，特撰本文，愿对八思巴字文物的鉴别与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与同行专家共同探讨。


　　文字书写方面的质疑
　　

　　文字是一种特殊符号，笔画上的微弱区别可能代表截然不同的意思。日常生活和民间交往中忽略这些细微区别，出现一些“错别字”、“白字”是情有可原的。但是皇帝颁发、官方精心制作的圣旨牌上的文字如果出现书写方面的错误，似乎难以解释。　　

　　1. 牌子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字应为 [ri]，但写成[di]。八思巴字中这两个字的形状比较相近，犹如汉字中的“天”、“夭”、“夫”。　　

　　2. 牌子第二行的第一个字[in]和第三行第一个字[rig]中间的辅音[i]书写很不规范。

　　3. 牌子第二行的第二个字[hu]不是破损所致。八思巴字中的[hu]没有这种写法。　　

　　对牌子形状外观的质疑　　

　　据史书记载，元代有虎头圆形金牌。那么，牌子上的虎头究竟是什么形状？是平面还是立体？真像“虎头官制金牌”那样酷似佛教“六道轮回图”吗？　　

　　人们之所以相信元代有虎头金牌，依据就是元代李志常编著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所记“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刘仲禄县虎头金牌，其文曰：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另外就是国内外已经发现的三块不同材质的元代圆形牌子可供我们参考。1.俄罗斯托木克的波克托尔发现的八思巴字蒙古语铁质银字圣旨圆牌； 2.甘肃省博物馆藏八思巴字蒙古语铁质银字圣旨圆牌； 3.西藏扎什伦布寺藏八思巴字蒙古语铁质金字圣旨圆牌。三块牌子上部都有虎头花纹。有人认为，铁质金字圣旨圆牌就是史书所记载的虎头金牌。　　

　　这三块牌子上均阳文镌刻五行正楷八思巴字。不但内容完全相同，每一个字在牌子上的位置也都一样，即：“”，译成汉文为：“靠长生天的气力，皇帝圣旨，谁若不从，即要问罪。”　　

　　元代圣旨牌无论形状、质地如何，均为发给官人或使者尊皇帝圣旨执行公务所用。为了便于持牌者把牌子系在腰间，牌子上部有可以系带子的圆孔环。当时制作这种带子的最好材料莫过于熟好的优质皮条。制作牌子时圆孔必须足够穿过一定宽度的皮条，而这块“虎头官职金牌”上的圆孔比其他牌子都小，并且与虎头为一体。　　

　　对牌子上所写文字内容的质疑　　

　　这块“虎头官职金牌”上的“”（对军队百姓们）一句，经过查阅相关八思巴文资料发现，在忽必烈皇帝于牛年（1277年或1289年）下达给太原府石壁寺的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碑文（石碑）左下方正好有这几个八思巴字。为什么这块牌子与其他圆牌从外观到内容存在如此多的区别？　　

　　这次“契丹文明密码文化研讨会暨契丹文物精品展览会”上还展出了一块蒙古汗国时期的汉字圣旨牌和一块元代八思巴字圣旨金牌。蒙古汗国时期的牌子上刻有“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十个汉字，另一块元代八思巴字牌子上的文字内容与已经确认的几块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牌完全一样。本文对 “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这块牌子的有关问题不进行讨论，在此只就这两块牌子的外观等进行对比。

　　制作年代、制作工艺的对比与质疑　　

　　成吉思汗（1162—1227）生活在蒙古汗国时期，而八思巴字的创制、应用是1269年以后的事情。从成吉思汗在北方草原上打天下到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时代相隔久远，社会历史、政治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两块牌子虽然刻的不是同一种文字，但材质、大小、品相、成色以及牌子上部的圆孔环造型等都惊人地相似。文字镌刻方面除了八思巴字牌子正面第三行开头三个字的间距过小外，在书写准确度上找不出什么瑕疵。　　

　　对牌子圆孔环上所刻文字的质疑　　

　　两块牌子上部圆孔环上分别刻有“甲字拾九号”和“乙字九號”，字体非常相似。　　

　　1. “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牌子正面圆孔环上刻的是“甲字拾九号”。“拾”为“十”之大写，为什么 “九”却是小写？　　

　　2. 八思巴字牌子正面圆孔环上刻的是“乙字九號”。很多人可能还记得，2006年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的《发现圣旨金牌》节目结束时说，元代金牌上为什么有简体“号”字呢？对这一问题，有些研究古文字的电视观众专门给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打电话或写信，说明隋唐时期就已经有“号”字。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银牌上同样用“号”，为什么这块牌子上刻的是繁体“號”呢？更让人疑惑不解的是，历经700余年风风雨雨的历史文物，牌面已经“遍体鳞伤”，但在牌子正面的上半部还能看到“当年”工匠刻字时所画的规矩线。　　

　　3. 已发现的金、银圣旨牌在牌子背面圆孔环上分别刻有“张字九十六号”和“丁字八十号”字样，而这两块牌子的“甲字拾九号”和“乙字九號”却刻在牌子的正面。元代八思巴字圣旨牌的圆孔环上刻有几个汉字，对这一点人们不会产生疑问。然而这几个汉字应该刻在牌子正面环上还是背面环上的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04年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借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所藏金牌参加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举行的“成吉思汗——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大展”并编辑出版大型画册《成吉思汗》时，因金牌圆孔正面环已损，人为将前后环作了调换后拍照，所以《成吉思汗》一书中刻有“张字九十六号”的背面完整环出现在金牌正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八思巴字文物鉴别方面应当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首先，考虑文字的书写、镌刻是否规范。文字与图案不同，文字的每一个笔画都有严格规定。一般来说，元代官方文物上的八思巴字除个别印章外都是正楷。　　

　　其次，八思巴字虽然是“死文字”，但不是“天书”，学者们对这一领域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哪一个字怎样拼读、如何发音等已被确认。略有古蒙古语常识的人只要能够读出文字，其意并不难解。　　

　　再次，八思巴字文物还包括印章、私人押等。元代刻印章时是否也用玉石等名贵石材？这对鉴别八思巴字文物关系重大。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位同仁曾寄来一大一小两张上刻八思巴汉文的寿山石水坑冻（又名玛瑙红）印章照片，让我转交给内蒙古大学包祥教授解释印文。包教授在回信中写道：“大印章第一个字多一笔，第三个字为‘之’，第四个字应是‘印’，却误刻为‘云’。小印章的第一、第二字没法读，第三个字为‘bang’，第四个字应该是个‘印’，只是字刻得面目皆非。在元代八思巴字通行不很顺利，但是刻在印章上的字还不至于乱到这个地步。”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56个民族共同创造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遗产。文物是历史文化的承载体，通过对历史文物的考证、研究才能发现历史真面目。保护先民们创造并留给后人的民族文化遗产，对历史文物的真实性负责，维护国家级文物的尊严，这不只是文物收藏界和文物鉴定部门的职责，也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使命。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贺其叶勒图系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

    记者手记〉〉

　　忽必烈命令创制八思巴文并在全国作为官方文字使用，与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具有相似的政治意义。然而秦始皇成功了，忽必烈的八思巴文却没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文字让国人接受并传承下去，其原因恐怕在于文化基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的传承绝非朝令夕改之事。虽然没有成功，但不能否认八思巴文的推广是一次豪迈的民族融合的尝试。忽必烈没有要求全国人民使用蒙古语和蒙古文字，而是接受了多种语言并存的事实，特意创制了超越民族的八思巴文。这种尝试在不经意间记录下了中世纪各民族的声音，带给后世音韵学家无限惊喜。

　　限于各种因素，记者不可能在一次报道中遍访所有学者，但还是在采访中感到，全国研究和爱好八思巴文的人本就不多，却又各自为战，相互间交流甚少，照那斯图先生已经去世的消息很多内蒙古八思巴文研究者竟然还不知晓。在行程中，记者先是无意后是有意地为各地八思巴文研究者和爱好者牵线搭桥，以期他们能够借此次报道之机相互认识，多多交流。由于八思巴文独有的文化包容性，记者特别希望蒙汉学者能够走到一起，发挥各自语言、文化优势，共同进行八思巴文的研究。

　　此外，记者接触的所有学者都认为不必担心八思巴文研究后继无人，这样的众口一词是记者采访之初没有料到的，着实令人欣喜。无论是从八思巴文专业研究人员还是从民间学者、爱好者身上，记者都能深深感受到他们对蒙古文化的无限热爱，特别是在当今社会，这种执著和热情令人感动、令人钦佩。

　　记者不懂蒙语，对蒙文化也知之甚少，但凭借对文化的敬意与好奇心，得以走进中国大地上的另一种文明，感受蒙古族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深情，打开另一种解读历史的视角，重新认识元朝的历史、文化意义，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