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策兰：沉入塞纳河的启示之光

　　被誉为“里尔克之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

　　保罗·策兰：沉入塞纳河的启示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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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12月，保罗·策兰在被追杀的最后一刻，逃离了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和两年前抵达此地时一样，他只随身带着几本书和自己的诗稿，还有关于父母的记忆。他没有任何合法文件，付了很多钱给蛇头后，才得以偷渡边境。在日后策兰的记忆里，这是一趟“可怕的艰难之旅”，他睡在废弃的火车站，在匈牙利农民的帮助下，向目的地进发。在布达佩斯逗留一周后，他终于抵达了童年时代神往的城市———维也纳。

　　带着老师斯贝尔拜的介绍信，策兰拜访了奥地利文学界的名人巴塞尔，介绍信中称策兰是“德国新一代最有原创性的诗人”。在一次朗诵后，他写信给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因为在维也纳，有人称赞他是奥地利及德国最伟大的诗人。而在另一封寄往布加勒斯特的信上，他署名为“条顿母语的悲哀诗人”。如此截然不同的称谓，其实并非是矫情，只是说明了他当时处境的艰难。看似被夸大的声誉，让他在流亡的他乡获得了及时的援助。当然，这份“伟大的荣誉”不止是虚饰，同年5月发表于罗马尼亚文学刊物《同时代》上的一曲“死亡赋格”，已使他在一夜之间，冲上了声望的巅峰。

　　最初名为“死亡探戈”的《死亡赋格》写于1944年春。一天早上，在大教堂的铁栏杆旁，策兰为一位朋友朗诵了这首诗。后来策兰在此诗后标明“布达佩斯，1945年”。说明这是他在家乡写成初稿，1945年4月移居布加勒斯特才最后完成的诗篇。也是在此期间，他开始用由本姓antschel的罗马尼亚语拼法变化而来的“安切尔”作笔名。不久，他又将这名字的两个音节前后颠倒，成了“策兰”。他说，这样感到自己成了另外一个人。事实也是如此，这一在拉丁文里意为“隐藏或保密了什么”的名字，意味着此后不仅他的身世，他悲剧性的内心、甚至还有他的死，都将被置于痛苦而又扑朔迷离的背景下。

　　《死亡赋格》在战后德语诗坛引起的震动，致使流亡美国的犹太裔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终于收回了那句“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格言，因为“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之后，策兰出版了多部诗集，达到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度。由于他对语言的深度挖掘，对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开创性作用，特别是美国语言派，更奉他为宗师。西方评论界普遍认为，策兰是有着重要影响的世界级德语诗人，只有伟大的里尔克可以和他相提并论。

　　在华文诗歌界，围绕策兰的诗歌曾引发一场激烈的争论。诗人北岛在《收获》杂志上撰文解读策兰，并对策兰诗译者尤其是诗人王家新的译文提出批评，引来王家新针锋相对的反驳。刚刚过去的2010年，策兰诞辰九十周年，同时也是他辞世四十周年，国内出现了新一轮译介策兰的热潮。继北岛、王家新等诗人的译介后，孟明翻译的《策兰诗选》也出版了增订过的简体字中文版，两个版本的策兰传记及研究专著《策兰与海德格尔》陆续出版，“策兰11卷集”也将于近年推出，国内读者已可以通过中文译作一窥策兰诗歌的生动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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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就在《死亡赋格》广为传播的同时，策兰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告别。诗作被上演，被谱曲，被选入中学课本和各种诗选，在电台和电视台朗诵，非但没有让他感到欣慰，反而日益引发他对自身创作的怀疑和羞耻感，他后来甚至拒绝人们再把《死亡赋格》收入各种诗选。此后，他的写作没有再以对苦难的渲染来吸引人们的同情，而是通过对语言内核的抵达，以对个人内在声音的深入挖掘，开始了更艰巨、也更不易被人理解的艺术历程。

　　或许，阿多诺对奥斯维辛的反思，可藉以解释策兰这种看似怪异的转向。对阿多诺来说，奥斯维辛之恐怖，不仅在于大规模屠杀的野蛮，还在于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文化的可怕变异。在阿多诺看来，西方整个文明和文化都应对此承担责任，不然它就会“倒退到野蛮”，甚或还会成为大屠杀的同谋。因此，奥斯维辛之后不是不能写诗，但写诗的前提必须是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不仅对凶手，还有对文化和艺术自身的重新审视和批判。

　　基于同样的原由，策兰认为，在死亡的大屠杀之后，再用那一套“诗意”的语言，不仅过于廉价，也几乎是等于给屠夫的利斧系上缎带。因此，他要求一种更冷峻的、更事实、更“灰色”的语言，“它不美化也不促成‘诗意’；它命名，它确认，它试图测度被给予的和可能的领域”。他甚至从惯常的“美”的、“人类的”事物中转开，而从“无机物”语言、“死物的语言”、遗骸的语言、植物学、地质学、天文学、昆虫学的冷僻语言中去寻找和发掘。这使他的一些后期诗，初看上去就只是一堆破碎的“矿物碎片”，或一群怪异的幽灵般的词语。

　　也因此，策兰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复杂、深奥的诗人”。他的复杂、深奥不仅源于他所面对的特殊历史状况，还源于他独特的“出身”和经历。

　　1920年11月23日，策兰出生在今天东欧乌克兰境内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

　　1938年春，策兰高中毕业，德国军队进军维也纳。同年11月9日，他动身去法国上医学预科，火车经过柏林时，正赶上纳粹对犹太人的第一次大屠杀。他后来回首那一刻：“你目睹了那些烟/来自明天。”那是欧洲犹太人生活终结的开始。

　　1942年，策兰的父母被驱逐到纳粹集中营，并相继惨死在那里：其父因强迫干活致伤寒而亡，其母则更惨，纳粹的子弹击碎了她的脖颈。策兰在朋友的掩护下幸免于难，后被强征为苦力修筑公路，历尽磨难。战后，策兰才得以回到已成废墟的故乡。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欧洲的很多犹太人都迁移过去；但策兰还是决定留在欧洲———他选择了定居巴黎。在给以色列亲戚的信中，他写道：“也许我是活到欧洲犹太人的精神命运终结的最后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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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居巴黎后，策兰的诗歌之路很快就黯淡下去。父母惨死及长期流亡造成的旧伤未愈，很快又添新的伤痛。他一直从事诗歌翻译，法国诗人伊凡·哥尔的遗孀克莱尔对他的翻译有异议，并进而公开指控他剽窃哥尔的某些德语诗。

　　1960年前后，这种“剽窃”的指控达到高潮，纵然巴赫曼、恩岑斯·贝尔格、瓦尔特·延斯等著名诗人和批评家为策兰做了有力辩护，德国语言和文学学院、奥地利笔会都一致反驳这种指控，但是伤害已造成。策兰不仅感到自己成了诋毁的对象，甚至也成了战后德国死灰复燃的新反犹浪潮的牺牲品。

　　1970年4月20日，策兰从巴黎塞纳河桥上投河自尽。他的公寓门前，邮件堆了起来，妻子吉瑟丽向朋友打听丈夫是否出门了。

　　5月1日，一个钓鱼的人在塞纳河下游7英里处发现了他的尸体。策兰以这样一种非常沉重的方式，回答和了结了历史浩劫带给个体生命的重负。最后留在他书桌上的，是一本打开的荷尔德林的传记。他在其中一段画线：“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的心的苦井中，”而这一句余下的部分并未画线：“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