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中国电影“思想”埋单? 玩不过“台词党”?

　　谁来为中国电影的“思想”埋单

　　仓禀实而知礼节。中国电影票房突破百亿元大关之后，随着广电总局一句“百亿票房不值得炫耀，思想品味都很优秀的电影太少”，电影的思想性终于也可以在票房、明星还有炒作等时髦话题后，成为大家开始关注的新议题。

　　然而，当资本逻辑统领电影市场时，谁来为中国电影的思想埋单？

　　思想玩不过“台词党”？

　　不久之前，《纽约时报》电影版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从2010年美国上映的几百部影片来看，美国人最为关注“对自我身份的困惑和追寻”、“代际间的鸿沟与桥梁”、“用构建强大的自我来取代对超级英雄的幻想”、“对1990或者1980年代的追忆”等几大话题。文章的逻辑很简单：作为一种最大众化的艺术门类，电影介入大众生活的方式不仅仅是使得看电影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更应该影显社会现实、折射社会议题。

　　但是回看2010年的国产电影，当总票房突破百亿元大关的时候，学界认为更需要从业人员理性的冷思考，应该看到，“相比于我们的电视剧，国产电影正在离日常生活越来越远”。有观众表示，“已经记不得上一部让我看完之后想三天的国产电影是什么了，那种感觉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于是，当我们盘点2010年的国产电影时，会发现在大脑中刻下印痕的不是内容和主题，而是台词。看完《赵氏孤儿》，人们口口相传“你对我公平吗”。网友们迫不及待地制作搞笑台词汇总贴；一场轰轰烈烈的《山楂树之恋》，在很多观众心里只等于一句话：“我不能等你一年零一个月，也等不到你25岁，但是我可以等你一辈子。”有网友说，曾经，我们把电影院当作学习人生的课堂，如今却常常会误作游乐场，走出影院，内心空空。

　　思想照不进导演圈？

　　当电影不能与当下的现实发生化学反应，也就失去了让人思考的力量。而这一点正成为繁荣票房无法掩盖的国产电影之硬伤。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颇为遗憾地作了这样的比较：当年张艺谋拍《红高粱》是何等的雄壮，现在的《山楂树之恋》却萎缩了；陈凯歌在《孩子王》中提出的那些命题，现在也已经不可能再提升了。同济大学教授陈家琪旧事重提：《阿凡达》出来以后，我们一些电影人说不就是有了一个技术3D嘛，这样的技术我们很快也会掌握。但是，即使你掌握了这样的技术，你就一定能表达出你想表达的思想深度来吗？

　　学者参与电影创作，似乎成了为电影注入思想的最直接途径。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孙善春认为，大学里的知识分子除了欣赏和谈论电影外，还应该尝试在国产电影中扮演编导角色，“海明威和福克纳都曾是好莱坞的编剧；侯麦以教授身份执导电影，他的镜头里有大量对于哲学的看法；德斯普莱辛用《现代法国艳史》来展现巴黎年轻知识分子的努力与焦虑、困惑与疯狂。为什么我们没有产生真正介入电影创作的学者？”陈山则号召电影理论家走出学院围墙，充当电影人的智库，以战略知识分子的姿态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大学本身也应该成为科研中心，研究最前卫的业界课题，比如数字化为电影美学发展提供了哪些新的生长点”。

　　思想还能卖给谁？

　　然而，在眼下商业至上的中国电影界，学者介入电影创作的主张看上去更像是一种一厢情愿。强大的资本早已将电影价值、艺术逻辑之类的字眼冲刷得七零八落，思想还来不及深呼吸就已经触到了资本的红线。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谁愿意为电影的思想埋单？

　　投资者是不会有余钱留给思想的——除非大家都愿意无偿劳动，而且还不能对那些漏洞百出的大场面、见缝插针的植入式广告和无处安放的文艺桥段发牢骚。日前在三亚召开的电影导演论坛上，两岸三地160余位导演都在感叹明星和大场面制作已经把编剧、监制、剧务等重要岗位的酬劳挤干了水分。在资本的主导下，票房正成为制作和评价电影的唯一标准——一部颠覆了生死规律、地心引力和历史重力的《精武风云》，却由于票房高企而成为投资商眼中的好电影；一些内地制片公司喜欢与香港导演合作，看中的不是他们的艺术才华，而是其吸引海外票房的能力；……

　　如此看来，实实在在为票房做着贡献的电影观众，倒成了最有可能替思想埋单的力量。在去年的美国，正是那些渴望在电影院体味思想碰撞和情感激荡的成熟观众大量回归，促成了一系列严肃电影出现在原本被商业娱乐片占据的夏季档。反观中国观众，其实也一直没有放弃对思想的渴望，当电影的票房和观众的评论趋于一致时，思想的光芒也开始在银幕上丝丝闪现。

　　本报记者 邵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