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放鞭炮的自由问题

　　放鞭炮的自由问题

　　我现在蜗居的这座城市曾因出了个“铁腕书记”为人所知。让这座三十来万人口的小城遐迩闻名的还有当地“半夜搬家”的习俗。“搬家”须待“半夜”，那自是人家的自由，要命的是届时必以短或数十秒，长或数分钟一串鞭炮庆贺“乔迁之喜”，小区几千号人于是不得不从沉沉睡乡中醒目回神，被“与其同乐”。长年累月如此，真真是不胜其扰！

　　考究这种“半夜搬家”习俗的来源，据说是跟当地历史上一次发洪水有关系。洪水将来，居民不得不连夜迁徙。一次被迫的迁徙何以竟成了千年相因的习俗，其间有何意义上的关联，这些是民俗学家感兴趣的问题，与本文无关。我写本文是看好这竟是普及一下关于“自由”和“民主”的政治科学常识的好例。现代的汉语中往往是“自由民主”、“民主自由”连着使用，久而久之，在国人的无意识中，“自由”与“民主”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其实，“自由”未必促成“民主”，“民主”亦未必增进“自由”。“自由”与“民主”这两种价值常相冲突，考验着社会管理者的智慧。

　　你有半夜放鞭炮庆贺乔迁之喜的自由，但我有夜间休息的自由，我的“自由”没有干扰任何别人的自由，你的自由却影响了、损害了我的自由。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不能以别人的自由与权利的损害为代价，这是自由的一个基本原则。西方自由主义的先驱约翰·密尔说：“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部分，才须向社会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部分，他的独立性，就权利而言，乃是绝对的。”约翰·密尔是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他对自由的强调甚至发展到把“酗酒”、“吸毒”作为人的权利，而为之辩护，认为这些行为尽管公认“有害”，然而并不损害他人。然而，半夜放鞭炮庆贺乔迁显然不在密尔辩护的范围之内，因为这种自由很明显损害了别人的自由。

　　相较于密尔把人的自由分为“涉己”和“涉他”，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的思想巨擘伯林无疑更为细致。他把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即“做……的自由”，“消极自由”即“免于被干扰”或“免于被强迫”的自由。你有在大街上高视阔步的自由，这是积极自由；但你的高视阔步不能伤害别人的脚后跟，因为我的脚后跟有“免于被伤害”的自由，这是消极自由。你有半夜放鞭炮庆贺乔迁之喜的自由，这是积极自由；但你燃放鞭炮不能侵害我的睡眠，因为我有夜间休息也即“睡眠免于干扰”的自由，这是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看似两个对等的概念，但在伯林那里是有价值排序上的差别的，伯林的意见是消极自由优先于积极自由，因为消极自由大抵上不涉及他人，而积极自由则极有可能影响和损害别人的自由。

　　事情越来越清楚，若循自由原则，夜间放鞭炮的自由应该让位于我的夜间休息的自由。但与自由原则相悖的事情，却未必和民主原则冲突。因睡眠被干扰而有类似苦恼甚至忿忿不平者非我一人，也不是没有向小区物业反映过，但问题至今不得解决。小区里像我这样的“外来者”毕竟是少数，多数则为本地土著。本地人或是出于对传统习俗的敬畏，或是出于地方认同感的需要，心理上早已容纳了这种在外人看来怪异的习俗。小区物业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背后正是迫于这种“多数民意”的压力。即使进入“民主决策”程序，结果依然是不容乐观，小区物业委员会多数也是本地土著，表决或投票的结果可想而知。燃放鞭炮相较于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然即使“铁腕书记”还在，恐也会乖乖束手。

　　有人粗略地估算过，我所在的小区，本地土著9/10，像我这样的外来者只占1/10。9/10的“多数民意”是否有权利凌驾于1/10的“少数自由”之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看做是一个社会管理水平、文明程度的标尺。

　　春节在即，燃放鞭炮是更坚硬也更堂皇的民俗，像我这样想过一个安安静静的春节的“少数自由”，几同妄想。唯愿“适时”(比如不要在夜间)、“实地”(注意安全)燃放，能被自觉、广泛遵守。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萨特。

　　像我这样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青”大抵迷恋过萨特的存在主义。当年读了点萨特之后，不免心花怒放：哈哈，原来我是“自由”的，而且从来都是“自由”的，而且是被逼着“自由”的，因为我“不得不自由”。萨特所理解的自由不是人通过努力才可达致的人生状态。自由是人的命运，是人的根本处境。比如，你抱怨人生痛苦而无聊吗？那没道理，因为你是自由的呀，你可以选择自杀呀！若依萨特对“自由”的理解，你嫌半夜放鞭炮干扰了你的睡眠吗？那没道理，你是自由的呀，你可以搬出这个小区嘛，或者干脆，你“自由选择”离开这座城市不就得了！天啊，萨特的“自由”值多少钱一斤？

　　□丁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