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丁韪良雅号“冠西” 将国际法引入清朝

丁韪良 （资料图片）

　　《万国公法》的中译本出版于1865年，译者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关于该书中译本的问世原因，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譬如，张燕清认为它是西方对华政策的产物，即“丁韪良向近代中国社会推荐国际公法，其主观意图在于让中国接受西方的国际秩序，进而迷信西方主持的所谓国际正义，力图培植中国人的幻想并使之放弃反侵略斗争。”（见《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7期载《丁韪良与万国公法》）；张用心则将其归结为清政府对外交往的需要，即“《万国公法》的出版，与其说是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产物，还不如说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产物”（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载《〈万国公法〉的几个问题》）。但学界对丁韪良在该中译本出版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尚未引起讨论。有鉴于此，略抒管见。

　　1858年，丁韪良作为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参加了《天津条约》的谈判。清朝大臣耆英与列维廉因为外交礼节发生争执：“他（耆英）建议列先生预先要排练一下接旨的仪式。但列先生拒绝了。耆英补充说：‘您得下跪受书。’列先生回答：‘不行，我只在上帝面前下跪！’‘但皇上就是上帝！’耆英说”（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丁韪良由此认识到清政府对于近代西方外交礼仪的无知。由于不懂国际法，清政府此时也忧心忡忡：“窃查中国语言文字，外国人无不留心学习，其中之尤为狡黠者，更于中国书籍，潜心探索，往往辩论事件，援据中国典制律例相难。臣等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无如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而同文馆学生，通晓尚须时日。臣等因于各该国互相非毁之际，乘间探访，知有《万国律例》一书，然欲径向索取，并托翻译，又恐秘而不宣。”（《筹办洋务始末》， 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8页）而对于是否要把国际法知识介绍给清政府的问题，来华的西方人的认识也不一致。当时，法国临时代办克士可士吉得知有人欲将国际法知识介绍给清政府时，就扬言：“这个家伙是谁？竟然想让中国人对我们欧洲的国际法了如指掌？杀了他！——掐死他；他会给我们找来无数麻烦的。”（《花甲记忆》，第159页）正是这些特殊经历，使得丁韪良敏锐地感觉到清政府有了解、掌握国际法的需要，因而萌生了翻译、介绍西方国际法的念头。

　　而丁韪良较高的汉学水平又为翻译并出版《万国公法》提供了基本前提。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完整的知识体系，也有其专门的大量术语。19世纪的中国法学所运用的专门术语与西方法学是大不一样的，如果翻译者对中国文化没有精到的把握，将近代西方法学的话语系统用汉语表达出来，将是很困难的事情。从1850年到1855年，丁韪良不但系统学习了《尚书》、《易经》、《诗经》、《春秋》、《周礼》、《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经典，而且对汉语方言、音韵、训诂等有特别推究，“学土音，习词句，解训诂，讲结构。不数年而音无不正，字无不酌，义无不搜，法无不备。”（丁韪良著：《天道溯源》，伦敦圣教书类会社1880年版，第1页）丁韪良在研习中文的过程中，曾以欧洲语言中的元音作为基础，加上其他一些变音符号，编出了一整套音标。他将每一个音节分为声母和韵母，如把ning拼为n-ing，hang拼为h-ang，long拼为l-ong。根据这套拼音系统，丁韪良能够复制从老师那里听到的话语，不久便能与人交流。来华6个月后，丁韪良已经能够用汉语布道。以现在的标准看，丁韪良创造的这套拼音系统还是相当科学的。“当地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孩子只学了几天就能够阅读，都感到十分惊奇，因为他们学汉语，往往要经过数年的悬梁苦读才能做到这一点。”（《花甲记忆》，第29页）在学习一年半汉语之后，丁韪良便用汉语撰写了他的第一首赞美诗。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丁韪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也在深化，同时也赢得了同他打交道的中国人的尊重。据丁韪良自己的回忆，“当时懂得中国学问的人甚少，所以当恭亲王了解我熟知中国的作家、作品后，立即对我另眼相看，并给我起了一个‘冠西’的雅号。此后许多中国人都尊称我为‘丁冠西’。”（《花甲记忆》，第199页）后来的驻美公使陈兰彬也称赞丁韪良：“居中土久，口其语言，手其文字，又勤勉善下，与文章学问之士游，浸淫于典雅义理之趋，故深造有得如是。”（吴尔玺、丁韪良译：《公法便览》，同文馆聚珍版》）

　　丁韪良于1863年5月完成了《万国公法》的翻译，1865年初便以刻印本行世，这与丁韪良与中外官员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能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丁韪良曾以嘉宾身份参加了李鸿章七十大寿的庆典，与恭亲王奕的交往也“频繁而亲切”（《花甲记忆》，第234页）。奕曾指派四名高管协助丁韪良修订《万国公法》，并允诺一旦完成，即用政府的名义刊印此书。《万国公法》即将出版之际，董恂为之欣然作序：“是书亦大有裨于中华，用储之以备筹边之一助云尔。”（《万国公法》，同文馆聚珍版）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曾将丁韪良引荐给总理衙门，并向他保证“将此书提交给清政府”（《花甲记忆》，第150页）。此外，《万国公法》的出版还得到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大力支持。赫德鼓励丁韪良将翻译工作坚持下去，认为“这本书会被总理衙门接受的”（《花甲记忆》，第159页），并承诺从征收的海关关税中提取白银500两予以资助。

　　综上所述，丁韪良敏锐地感觉到清政府对于国际法的需要，乃是他翻译出版《万国公法》的基本动因；而较高的汉学水平又是其翻译并出版《万国公法》的基本前提；丁韪良的广泛人际关系是《万国公法》得以迅速出版的重要原因。这就是丁韪良在《万国公法》中译本出版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