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文学或许和疼痛有关

　　史铁生写作《我与地坛》的时候，心情已经非常平静了。不然，他也不会写出那样智慧，那样通透的文字。但我们在阅读这篇作品时依然可以感觉到他的疼痛，那是一种让人坐卧不安的疼痛。他终于发现“我有时候倒是怕活”，与他敢于说出“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恰恰是在痛定思痛之时。

　　《巨流河》与《我与地坛》似乎有些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以“淡而微涩”的笔调写出生命中的疼痛感。区别仅仅在于，史铁生的疼痛来自个体生命所面对的生与死的抉择，而齐邦媛更多了些大历史背景下的家国之痛。她写到母亲死后，在淡水三芝乡找到一块山坡地作为墓地，“如此，我齐家在台湾似乎有了一个立足点”。父亲在世时常到这里看望母亲，他望着远洋的航船，说往前看就是东北方，海水流向渤海湾就是大连，是回家的路。但“我们是回不去了，埋在这里很好”。这种诉说隐含着多少人落叶不能归根的痛楚。

　　似乎是一种呼应吧，这一期还选了史景迁的《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遗民泪尽，家国之殇，张岱的疼痛亦与此有关，我们读他的《陶庵梦忆》，最能体会到这种发自内心的国破家亡、繁华已逝、无所归止的感伤。这是他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残酷的事实，但他还有些不甘心，他要“把已沦丧的世界一点一滴从灭绝中抢救回来”，他写茶楼酒肆、歌馆舞榭、说书演戏、放灯迎神、养鸟斗鸡、打猎阅武、山水风景、文物古迹、工艺书画等社会生活和风俗人情，处处融入他对故国和乡土的追念，“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欤”？《诗经》中的这两篇作品，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痛彻心扉的情感。

　　岳南的《南渡北归》则更复杂一些，因为他写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群体的命运；因此，这种疼痛感也不是一个人的，不是一时一事的，而是全民族的，是穿透历史直抵今天我们这些读者心灵的。陈寅恪先生的一首诗说尽了这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悲情：“东城老父机先烛，南渡残生梦独多。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

　　写作者或因疼痛而写作，读者的阅读也与疼痛不无关联。在平庸无聊乏味的生活中浸泡得太久，人的神经很容易变得麻木、迟钝，丧失必要的敏感和锐利。好的文学作品有时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痛感，它像强酸一样可以腐蚀掉裹在我们心灵外边的那层坚硬的壳，也可以像利刃，在我们的心上刺出血来。最后我想说的《李可乐抗拆记》就是这样一部小说，作者李承鹏写出了青年一代当下的生活处境，虽然荒谬、荒唐、荒诞得近乎夸张、诡异，但也逼真得让你呼吸急促，心跳加快。李承鹏的笔下有讽刺、有幽默、有痛苦、有伤心、有泪流满面，也有大刀阔斧，他不是以杂文入小说的第一人，但他的小说却真的像匕首一样刺入了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肌体，它让我们感到了内心的疼痛，这是这部小说值得重视之处。

    解玺璋 　　文艺评论家，编报、编书20余年，现供职于北京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