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合影中的人们表面上其乐融融，实则分属两大敌对阵营。祁士义(前排右一)和李慕紫（后排左一）为中共地下情报站人员，何文成（前排左一）、宴展云（前排左二）则为军统特务。（翻拍）
祁士义老人
核心提示
他出身于天津一个贫苦城市家庭，跟随哥哥来到河南，受身为中共地下党的哥哥熏陶，他秘密加入中共情报组织，成为冀鲁豫社会部新乡地下军事情报站的一名得力干将。
1946年6月，全国内战爆发。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下，我军依靠隐蔽战线提供的大量珍贵情报，常常克敌制胜。在这条战线上，尽管他没有哥哥职高权重，但凭借一把京胡打入敌营智取情报，彰显出红色特工的别样风采。
“是哥哥祁文山带我走上了特工道路，他去世10多年了，我常想他。我感谢哥哥，怀念当年的战友。”2月26日，92岁高龄的祁士义接受本报专访，深情讲述动人心魄的往昔岁月……
□记者 孟冉 文 李康 图
追随哥哥加入地下情报站
“慕紫说他挺欣赏我，要推荐我当情报员，我也很愿意跟哥哥一起工作，当即答应”
1946年年底，天津火车站，一个颀长瘦弱的青年人手提行李，登上开往新乡的列车。这个年轻人，名叫祁士义。
“当时我去新乡，是找哥哥祁文山讨生计，当时只知道他在铁路上上班，具体干什么不清楚。”在郑州铁路客运段家属院一栋破旧的单元楼里，操着浓重天津口音的祁士义老人讲起当年经历，说“像做了个特别长的梦”。
祁士义在家排行第七，比老六祁文山小三岁。“哥哥是1931年来河南的，先在焦作上学，后来失踪很多年。直到1945年，我才接到他的信儿，说在新乡上班。”祁士义说，后来他才知道，祁文山“失踪”那些年，是干大事去了：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筹建洛阳陇海铁路地下党，曾护送刘少奇从西安到河南渑池，1941年受派到苏联接受特工训练，1945年成为中共冀鲁豫社会部新乡地下军事情报站负责人兼地下党书记。
来到新乡，祁士义在新乐路51号找到祁文山的居所。“哥哥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其实，这里就是新乡地下军事情报站。”祁士义说，那时，哥哥白天去新乡火车站上班，晚上回家就躲进里屋写东西，并且总有人隔三岔五来哥哥家办事。
“哥哥接触的那些人中，有个叫李慕紫的年轻人，跟我年龄差不多，喜欢吹横笛，碰巧我会拉京胡，一来二去就混熟了。”祁士义说，李慕紫是中共地下党，在情报站当交通员。
经过半年多的交往，祁、李二人由互知到互信。“一天，慕紫说他挺欣赏我，要推荐我当情报员，我也很愿意跟哥哥一起工作，当即答应。”祁士义说，他记得很清楚，自己正式进入军事情报站的时间，是1947年7月10日。
一张乐友合影背后的“无间道”
会拉京胡的他，和爱好演奏的军统特务成为好友，常凑在一起玩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13个旅12万余人强渡黄河，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防线，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那时候，新乡作为军事要地，仍属国民党统治，政局比较混乱，暗中活动的军统特务特别多。”祁士义说，在军事情报站的特工除了祁文山和李慕紫，还有刘世英、赵树林、齐云鹤、崔配喜、李星林等人，每个人都有代号，“我的代号是106，平常书信来往都不用真名，而用代号代替”。
祁士义和李慕紫通过演奏这一爱好，结识了不少人，包括国民党特务。采访中，祁士义老人展示了一张黑白照片，上面共有6个人，衣着时尚，各自拿着乐器，摆出演奏的姿态，一派其乐融融的和谐景象，但其实并不如此。
“这张照片是1947年秋，我们在新乡大陆照相馆照的，这个照相馆是我党的地下联络点。”祁士义指着照片一一介绍，“拉小提琴的叫王可成，照相馆经理；弹竖琴的叫庞继尧，照相馆摄影师；拉二胡和弹扬琴的分别叫何文成、晏展云；吹笛子的是李慕紫；坐在晏展云旁边拉京胡的小伙就是我。”老人乐呵呵地说，何文成和晏展云可不一般，他们是另一个阵营的人，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
“我们这些人都是狂热的文艺青年，经常凑到一块演奏。何文成、晏展云是广州人，最喜欢唱评剧和京剧。在他们眼里，李慕紫和我都是没有工作的小混混，整天吊儿郎当地光会弹琴唱戏。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咱是中共地下党，专门对付军统特务和国民党驻军。”说到这儿，老人抚掌大笑起来。
敌营“座上宾”不动声色已探知情报
“我和慕紫坐在那里脑子不停转圈，记下每个细节”
新乡解放前夕，国民党方面不断制造摩擦，向共产党军队挑起事端。1946年4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该战区司令长官是孙连仲，抗战期间曾参与台儿庄战役，败退台湾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90年病逝）在新乡召开军事会议，借口抢修平汉路向解放区进犯。1947年9月，国民党军队为阻止解放军进攻，扒开沁河大堤，造成洪水灾害。
“那时候，国民党驻军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强，人员也比我们多，如果明着干，咱肯定吃大亏。在这种情况下，地下军事情报站派上用场了。”祁士义说，国民党十一战区撤销后，在新乡留下了一部分军队，驻扎在新乡石榴园（在今新乡市红旗区），那里有家俱乐部，专门供国民党军官的家属玩乐。
1947年秋，每逢星期天，俱乐部里灯火辉煌，歌舞升平，那些打扮时髦的国民党军官太太随着悠扬乐曲翩翩起舞。演奏者当中，有何文成、晏展云，当然还有祁士义和李慕紫。
“我们一般晚上6点之前赶到俱乐部，先和国民党军官们喝酒吃饭，然后为他们伴奏，我记得经常弹奏的有《平湖秋月》、《烛影摇红》，都是一些舒缓好听的乐曲。”祁士义说，一个多月下来，他们和许多国民党军官熟识了，在酒桌上或演奏间隙，何文成他们不自觉会说起兵力部署，以及攻打解放军的计划、方向等。“我和慕紫坐在那里不动声色，脑子却不停转圈，记下每个细节。”老人回忆，舞会一结束，他和李慕紫立即分头离开，然后到新乡小冀（今新乡小冀镇，当时是解放区）会合，“我们俩先核对几遍，觉得没有错误，为了安全，不写纸条，就口头向解放军领导唐纪汇报军事情报，使敌人偷袭解放军的计划多次落空”。
据新乡市志记载：“1948年3月，中共新乡铁路地下支部为配合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发动工人将机务段6000余吨煤分光，致使全部机车停运，破坏了敌人的军运计划……”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克敌行动的胜利，正得益于祁士义他们事先获取的情报。
曾被误当做国际间谍收监月余
解放后继续隐藏，直到“文革”前才公开真实身份
1949年5月，新乡和平解放。至此，祁士义结束与国民党军统特务近两年的“合作”，继续以“文艺青年”的身份，隐蔽在新乡地下军事情报站。同年8月，平原省人民政府成立，作为肩负特工使命的“隐干”，祁士义接受平原省公安厅领导，与该机构相关负责人保持单线联系。
为便于工作，祁士义利用祁文山的关系，当了一名新乡至焦作段铁路客运车长。在此期间，祁士义隔几天会和李慕紫碰面，并帮和李慕紫关系不错的一名德国神甫给同在新乡的一名德国医生传达信件。据新乡市志记载，这位神甫当时系在筹建医院。不过，这段传递书信的经历，后来却让祁士义莫名其妙地背上了“国际间谍”的罪名。
1952年春，有人举报说祁士义是特务。“焦作市公安局把我抓起来，关了一个多月。后来哥哥知道了，由当时新乡公安局一科科长智树恒出面证明我是受公安局委派工作的，才把我放了出来。”祁士义说，之后，公安局安排他到焦作地委招待所休息了半月。同年6月，他被派往郑州铁路局客运段。
“1957年，我的‘隐干’关系转到郑州铁路局公安处，1959年我当上客运段段长，直到‘文革’前真实身份才公开。”采访中，祁士义老人说，眼下，他的生活平静而有规律，每天看书读报，特别关心政治和高铁建设，还经常给大家讲讲课。“我对现在有些干部总结了四句话，叫‘穿新鞋走老路，拄着拐棍迈大步，遇到困难就发憷，重担压身就要哭’，这种干部没胆略，不行，应该靠边站……人家都说我脑子好使，送军事情报全靠记忆，这话不假，不然早让军统特务识破了，哪能活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