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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岸的干校点滴:手里无书心中有诗

2011年03月09日 16:12 来源:北京晚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1971年在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屠岸和两个女儿合影。

  口述:屠岸,1923年生,诗人、翻译家、出版家、文艺评论家。《济慈诗选》译本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编撰:何启治,李晋西。两人近年来为老作家做口述,已完成牛汉、屠岸口述。

  有人问,你掉到水里,是不是想到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我说没有,当时什么都没有想,只是挣扎着往岸上爬。

  1969年9月,军宣队宣布,我们必须在国庆前夕离开北京下放,但中间放几天探亲假,我和妻子妙英赶了三四天到苏州和上海去看望母亲和岳父母。

  9月底,坐火车到河北省怀来县沙城。怀来县老城沉到了官厅水库里,县委、县政府移到了沙城。中国文联各协会下去,剧协在土木乡,这也是我1958年下放的那个乡。到土木乡没几天,就是“十一”了。9月30日我们在土木乡举行庆祝国庆游行。我们到了土木,寻访土木之变的遗迹,看到一所寺庙,名叫显忠祠,里边原有纪念明朝在土木之变中殉难的全体军官的牌位。但现在的许多牌位,却跟明朝一点关系都没有。我问了,牌位立的是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当地军民。

  1969年深秋,从土木乡迁到宋家营。这时农业的田间劳动已基本停止。我们的任务是挖防空洞以及“备战”。劳动强度很大。1970年元旦后,剧协又一次迁移,转到河北省宝坻县,分住在几个村里。我住的村叫北清沟。夏天,发大水,我和几个同志一起乘坐拖拉机去抗洪,我站在拖斗里。因为路滑坡陡,拖拉机翻倒到河里。那条河虽然不深,却能淹死人。我掉到河里,几度挣扎,不知道怎么就爬上了岸。如果车斗倒过来把我罩住,就麻烦了。回家换了衣服,继续前去抗洪。晚上开会学习毛泽东思想,那是每天晚上的例行公事。有人问,你掉到水里,是不是想到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我说没有,我说当时什么都没有想,只是挣扎着往岸上爬。有人说,那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还不够。

  1970年的春节,是在宝坻县过的,叫 “过革命化的春节”,不回家,自己包饺子。春节三天,都在地里帮助老乡拉犁,不是牛拉犁,是人拉犁。呼出来的气就是一团团白色的雾,看到的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虽然苦,但心情还比较好,比在牛棚里好,因为已经和革命群众在一起了。春天的劳动,是刨高粱茬。我干得非常带劲,进度竟能赶上强劳力,觉得每刨出一株高粱茬就是出了一口恶气。夏天,我参加种棉花的劳动,这项劳动要锄草而不伤苗,得非常细心才行。但还没收获,又搬家了。

  造反派可以抄走书籍,但抄不走我心中的书。于是每晚与妻子一同默吟杜甫、李商隐或者默诵莎士比亚、济慈。

  1970年9月,干校再次迁移,从宝坻搬到静海县的团泊洼。静海县那时属河北省,后来归到天津了。干校正式挂牌,名叫“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剧协、美协、音协、影协、摄影学会、中国戏曲研究院、电影研究所等的同志们都到了这里,成了 “五七”学员。我们劳动的地方,跟劳改农场和右派农场连在一起。劳动时,能看到穿着囚服的劳改犯,还有荷枪实弹的岗哨。右派农场的右派,穿的衣服跟我们一样。

  我们是五连,由剧协与美协的人组成。我们先住在一个大厅里,男女分开。后来打土坯盖房子。我的工作是打土坯,运砖瓦。校部请了县里的建筑工来指导盖房,到冬天,盖房任务全部完成。建成的房分两种,一种是夫妻房,一种是单身房,单身房也是两个人一间。我跟妙英有一间房,冬天有炉子,自己生火,食堂打饭。白天劳动,晚上经常开会学习,汇报思想。

  有了自己的住房,即可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晚上看书。准许带的书,有毛选,马列著作,鲁迅著作。读鲁迅没有禁区,是一大自由。我爱诗,手中却没有古今中外的诗集。但我心中有,于是与妻子一同默吟杜甫、李商隐,或者默诵莎士比亚、济慈。造反派可以抄走书籍,但抄不走我心中的书。虽然关门闭户,仍恐隔墙有耳,所以仍是默吟默诵。如此一统,可奈我何?

  在干校,虽然思想上仍受压抑,但劳动确能舒张经络,开放襟怀,暂时把烦恼抛到九霄云外。收割高粱时,上有蓝天,下有大地,左手将高粱一大把抓住,右手挥动长镰,从根部把高粱切割,大把高粱应声倒地。高粱穗红色如火,我曾有诗句:“长镰挥舞,一大片火林倒下。”割高粱动作幅度大,虽汗流浃背,而身心痛快。割时,心中默诵济慈诗《秋颂》(Keats:To Autumn)。把切割动作和诗行节奏结合起来。割完后,是用手镰把高粱穗从杆上“扞”下(老乡把割穗头称作“扞”)。这项劳作,动作幅度小,须细心谨慎为之。一面默诵济慈诗,一面“扞”穗,节奏舒缓,心态平和。无论是配合割还是“扞”,诗只能在心里默诵。如果出声,旁人会问:怎么啦?或说,神经病!甚或说,阶级斗争新动向来了!所以只能“噤若寒蝉”,自得其乐。

  第二年开春,军宣队说要种水稻。但那里是盐碱地,根本不适合种水稻。军宣队的王政委说那就抽水压碱,还是坚持要种。用了两万元,投入多少劳动力,结果颗粒无收。这个王政委没有一点歉意,还满不在乎地说,我们失败了,等于交了学费。我干过插秧,长时间弯腰蹲在水田里,很累人的活儿,但我坚持下来了,经受了锻炼。

  后期,成立校部,调我去做记录,给军宣队领导起草发言稿。半年、一年,军宣队要总结,也要我起草。调到校部的,还有方杰。后来军宣队让方杰和我负责校部办公室的日常行政事务。校部下属的还有一个医务室,医务室里四五个医生给全干校的学员看病。

  在干校展开一场批斗“五一六”的运动,很残酷,常常是车轮战。我是做记录的。“五一六”分子分别在连部被审讯、批判。有的“五一六”,熬不过,违心地“乱咬”别人,过后又翻供。我当时有一种预感,“五一六”像“三反分子”一样,最后是要被解放的。最后查无实据,松了绑,所有的“五一六”全都一风吹了。

  各连有食堂,后期伙食有改善。我一个星期帮厨一次。由于参加体力劳动,我食量增大,早上就能吃两个窝头。

  1972年“斗私批修”,我做了两次思想检查,最后通过,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从1969年4月初步解放,到1972年7月才彻底解放。

  军宣队让妙英参加种菜班的劳动。因为她体弱,这是轻劳动。种菜班里还有三个人:美协的蔡若虹、华君武、王朝闻。本来,蔡若虹是主席,后两人是副主席,“文革”中受到冲击。他们都还没有最后落实政策,还在受监管。人们用三人的姓的谐音称这个种菜班叫“菜花王”。军宣队要妙英汇报他们三个人的言行。妙英对我说了,她从来不汇报。她跟他们的感情好,处得很宽松。

  在干校有探亲假。一次,交通有故障,为了跟儿子和小女儿团聚一天,我和妙英赤足蹚水,从北清沟步行几十里赶到一个小站,乘上火车,赶回北京。

  在干校,不知道什么时候毕业。大家都表态:党指向哪儿,就奔向哪儿。但两三年后有了变化。1971年有一批人先回到北京。我1972年12月回北京,妙英因为有病,比我早一个月回北京,等待分配。1973年1月接到通知:妙英到出版口(后来发展成新闻出版总署)工作,我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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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蒲波】
中新网友的原贴:
“陈光标鲁甸地震捐20万元 传汶川地震后获利20亿”,虽然这两句话都完全搭不上关系,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但如此搭配所传递的意味却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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