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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个人纪录片的假想与现实
纪录片在中国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行业，无论是传播渠道、电影的行业意识，还是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都落后很多
本刊记者/万佳欢
《天赐》用纪实手法拍摄，导演孙宪重新把多个黑尾鸥家庭的素材组合起来编写故事情节，讲述了一个虚构的主人公黑尾鸥“天赐”的成长励志故事。
尽管孙宪并不认为自己的影片是一部纯粹的纪录片，但影片的拍摄历程却是国内个体纪录片拍摄者的普遍遭遇，它也许能让国内纪录片行业中一些盲目的从业者和投资方得到警醒：一个业余导演用7年的时间兑现了自己的理想和坚持，可是，接下来呢？
无市场无利益无专业的三无创作境况
在2006年底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孙宪第一次得知了国内唯一的专业纪录片代理商北京零频道的存在，并且通过邮件找到了公司总经理郑琼，请她帮忙找赞助。
看完孙宪利用《天赐》空档拍出来的关于天鹅的纪录片《老袁》，郑琼索性亲自前往威海。她跟孙宪谈了中国纪录片的现实生存状况：赞助不好找；即使拍完，销售渠道和出口也窄得惊人。她建议《天赐》可以做成电视系列片，兴许有机会在电视台播出。
而孙宪则坚持《天赐》要做成电影，因为他觉得“在大荧幕上看片子的感觉和看电视完全不同”。
郑琼当即拿出三万块钱借给他，“并不是因为他的片子很好、很有商业利益，而是我被感动了，并且愿意为自己的感动负责。”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对《老袁》提出了一些调整意见，又把片子推荐到四川国际电视节并获得了金熊猫亚洲制作奖。此外，她开始跟中央台接洽，最后以一小时八千元的价格把片子卖给了央视。
孙宪希望能卖得更多些，但长期进行纪录片代理销售的郑琼知道，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不错了。而在播出时，片子却被重新剪辑，原创音乐被撤换。郑琼的义务帮忙换来《老袁》原音乐制作人的一顿臭骂。郑琼完全无法承受，她关掉电话，把自己锁在家里整整三天。
“我并没有义务去教育所有人，告诉他们这个领域的现实是什么样的。”她说。
现实严酷到什么程度？郑琼认为，纪录片在中国国内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行业，无论是传播渠道、电影行业意识，还是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都很落后。
郑琼曾经跟着一些外国人拍纪录片，发现他们每天就拍两三组场景，一个片子拍下来也就十几个小时素材，而不会在漫无目的的拍摄中去赌几个有意思的镜头。
再以播出渠道为例，覆盖全国的专业纪录片频道仅有刚刚开播3个月的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以播放《故宫》这样的宏大叙事片子为主。央视的电影频道也基本不播个人投拍的独立纪录片，向国外采购和播放的纪录片类型狭窄，多以自然人文类为主。
民间的纪录片展映会和沙龙等形式则只能满足小众传播。北京零频道纪录片展映沙龙已播出近800场，算是国内较早的播放平台，每场会有十来个人前来免费观看影片。此外，位于798艺术区的尤伦斯艺术影院等地也会偶尔做一些纪录片放映，由于观影人数极少，基本上都是艰难生存。
在电视台占有99%纪录片的销售份额的环境下，能够进入院线公映的纪录片自然少之又少。近十年来电影院里播放的纪录片屈指可数，并且几乎没有盈利。纪录片环境相对较好的台湾，能上映的纪录片数量也不多，且多是政府扶持的影片。
于是，《天赐》如今的结局和困境自然成为了“正常”和“意料之中”——即使是贾樟柯的纪录片，也在影院呆不了几天。
作为在这样恶劣的纪录片环境中坚持的公司，北京零频道早做好了随时关张的准备，用郑琼的话来说，“我已经知道了现实，但愿意做，做死是我活该”。
现在轮到导演们睁开眼睛看现实了。做，还是不做？他们需要理性地做出选择。
混乱的中国纪录片投资环境
曾有企业老板曾经跟郑琼提出，他们觉得纪录片市场是一个空白，因而是一块很好的商业领地，他们想把北京零频道买下来。郑琼耐心解释说，做这个不挣钱。对方表示：“现在不挣钱没关系，以后一定能挣。”她告诉对方：以后肯定也挣不了钱。
近年来，电影行业俨然成了一个淘金场。不仅大量从业人员骤然出现，资方涌动的热钱更是盲目地扑向电影、电视剧，包括之前被人遗忘的纪录片。
2008年，孙宪在招商局的朋友单斌为了给《天赐》找资金，一次他碰到山东盛泉集团的董事长邱模便问道“你对电影感兴趣吗？”然后跟他介绍孙宪的处境和电影市场的火热，整整说了5天。
连电影都很少看的邱模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当时仍不明白就里，不过，他的企业“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已经有一些想法”，另外拍摄团队的执著“让他回忆起自己的创业经历”，最后答应去看看样片。
2008年3月，邱模在董事会的反对下坚持出资支持孙宪。双方签订合同，说好按照投资比例分红。他的投资也成为孙宪的第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邱模在一年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压力”停止了投资。他表示，不放弃公司将来再次投资电影的机会。该集团企业已经在北京通州成立了文化公司。
电影《天赐》的另一个投资方是当地政府。与绝大多数地方政府投资电影的出发点一样，投了40万元的威海市环翠区政府希望，这是“宣传威海的一个载体和城市名片”，孙宪团队的坚持精神也是一个可以树立的典型，“至于这个影片将来会有什么市场效应、全国上映、走上国际，倒是没去考虑。”环翠区委宣传部长姜文秋说。
跟大多数中国城市一样，为了打造城市形象，威海市也做过自己的电视宣传片。姜文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领导越来越重视和支持在影视文化方面的投入，现在有好几部政府投资的片子正在拍摄。
与中国相比，国外纪录片的投资环境就显得更理性。美国纪录片可以获得政府50%的资金支持，加拿大有的纪录片尚未开拍，就已拿到二成到五成的退税。台湾地区导演可以先做调研，再递交企划案，向公共电视台、政府、社会或其他个人基金会申请资金。他们提供资金的驱动力恐怕更为单纯——纪录片本身很美好，需要有人进行扶持。
郑琼曾把纪录片行业的中西差距比喻为小地摊与摩天大厦。从培训、法规、播出机构到基金，西方纪录片已有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
没有好片子出来，行业里的人都在抱怨资金不足，而有时候并不是钱的问题。在纪录片行业浸淫多年的郑琼发现，大陆纪录片导演讲故事的能力都相当弱，视野更不够开阔。“很多人不知道好的拍摄是什么样的。”她觉得，制定政策的人、从业人员都应该去多了解台湾和国外的东西。
更严重的问题似乎是伴随着拍摄器材的普及、制作门槛的降低所产生的。有人问郑琼，你觉得中国有多少个导演？她说，如果算上我妈妈，大概会有1亿个吧——她发现，国内很多导演几乎是在空有一腔热血的情况下，以中彩票的心态和一个悲剧英雄的姿态，急切地一头扎进影视圈。但并不是谁拿着个DV都能变成导演。
作为《甜蜜蜜》《花样年华》等多部电影的录音师，汤湘竹做纪录片导演已有12年。他拍摄过包括“回家三部曲”在内的多部纪录片，但仍然需要靠自己录音师的本行谋生。
毕竟，做纪录片在现在的商业社会之下，不是一个名利之途，获奖、上映都不会改变什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