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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沙坪坝公园内的红卫兵墓中主要埋葬的是“八一五”派，这些人当年正是“反到底”派的敌人。别的派的墓地都不见了，但李木森这位反到底派当年的一号人物说，现在要保护那里，他也是支持的，毕竟是历史的见证
本刊记者/刘炎迅
2011年2月的一天，山城重庆乍暖还寒。
一个70多岁的老人，替老伴去医院拿药。他习惯性地戴着帽子，长长的帽檐几乎遮住了半张脸。
走在路上，没人会在意这个干瘦的老头，更不会有人想到，这是一个曾经呼风唤雨的人物。
他叫李木森，退休前曾先后担任重庆国营江陵机器厂调解委员会主任、长安汽车(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文革时，他是重庆大武斗中“反到底”派的主要指挥者，“新生红色政权”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用他的话说，“相当于副市长”。
李木森住在江陵机器厂的老职工宿舍区。这里只是当年庞大厂区的一小部分，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房屋低矮，生活节奏缓慢，与世无争。
身患重病的老伴在客厅里吸氧，李木森小心地把她扶进了卧室，才开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李木森看上去挺精神，脸色红润，像刚从浴室里出来一样。皱纹很深，在瘦长的脸上纵横交错。他走路很快，说话也快，而且不打磕巴。与人握手的时间很长，握着对方的手说很长的寒暄的话，笑容满面，但那手却显得无力。
李木森对文革的态度很矛盾。“因为文革，我其实被耽误了20年。文革10年，文革后10年我基本是在接受各级审查，又误了10年。”
但他又称自己“不后悔”，谈话间对过去似有留恋之意。他说，当年一个3级工人的工资，能养活一家人，现在呢，一个8级工人的工资也养不活一家人；原来工人和厂级干部薪水差别不大，最多几级，现在差别可是百万计。
前阵子，重庆市沙坪坝公园内的红卫兵公墓被媒体报道了很多。那里主要埋葬的是“八一五”派，是李木森当年的敌人，但他说，现在要保护那里，他也是支持的，毕竟是历史的见证。别的派的墓地都不见了，比如朝天门等地的墓地，都已经消失在经济建设中。
李木森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厂里当年的很多资料都毁了，他重新回访。幸好他还保存着当年的笔记本。他是技术人员，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
他说：“我想像录像机那样，源源本本地记录下当年的事情，按时间叙事，不讲对错。如实写下了，讲清楚历史，就不怕别人来分析。”
被划为“二类对象”
1966年，李木森28岁，是位于重庆江北区大石坝的国营江陵机器厂技术科的助理技术员。
国营江陵机器厂，即是当时第五机械工业部所属的152厂，生产小口径炮弹。国营江陵机器厂是第二厂名，对外用的。
工厂在郊区，进城有些远，还得过河，交通不便，而且他们是国防工厂，管得紧，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厂址都对外保密，通信只能写“重庆市六五信箱”。因此，社会上的事情很少影响到厂里。
这年8月底，在红卫兵运动的冲击下，社会上已经开始动荡起来了，但是李木森他们还一点不知道。
直到9月初，风终于吹来了。他们听说，就在江北区的老城区，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八二八惨案”。据说，重庆大学有个名叫“八一五”的组织，去了一伙暴徒，聚众闹事，搞反对共产党的“匈牙利事件”，还围攻打骂跟他们作斗争的革命干部和群众。
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李木森所在的技术科的党支部发出通知，要求全科职工晚上八点半集合，前往石门河边一带执行任务——阻止“八一五”的学生过河，不准这些“右派学生”“暴徒”到江陵机器厂所在的大石坝地区来宣传煽动。
单位80%的职工都来了，但不知为何，“敌人”却没有来。声势浩大的行动没有任何结果，回厂路上不免让人有点泄气。但李木森却不觉得。“这是我在党委领导下，第一次以一个职工的身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我感到高兴和自豪。”
11月下旬的一天，技术科干部高德安到党支部办公室找支部书记谈事情。无意中，他发现一份技术科人员的“排队”名单正摆在桌子上。
所谓排队，“四清”时就做过，就是组织上把群众从政治上分成四类；一类是依靠对象；二类是团结对象；三类是批评教育对象；四类是打击处理对象。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单位继续了这种做法。“排队”都是由党委或工作组秘密进行的，只有极少数的政治积极分子参与其中。
高德安离开支部办公室后，立即找到李木森等4人，告诉他们“排队”情况。5个人没有一个人排在一类。两个人在二类(李木森是其中之一)，两个在三类，高德安被排在四类。
对这样的“排队”结果，高德安最气愤，李木森也很不高兴。“我这么听党的话，这么积极工作和参加政治学习，怎么把我划在二类？不管怎样我也该是一类嘛！”
5个失意的年轻人，忿忿不平去找书记了解情况。谁知，平时很会说话的张书记，这天下午变成哑巴了。大家更加气愤。
高德安提议，党中央的“十六条”不是提倡“自己解放自己”吗？“现在社会上已经开始成立各种战斗队了，我们也成立一个‘尖刀战斗队’，自己解放自己。”
大家都说好。技术科的造反派组织“尖刀战斗队”就这样成立了。开始参加的只有二十几个人，占全科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第一场战斗，就是要用这把“尖刀”撬开张书记的嘴，要他交代清楚“排队”名单的内幕。斗了3个下午，终于逼得他说出了，“排队”是厂党委叫搞的。
他们的战果很快就在全厂职工中传开了。其他车间、科室纷纷效仿，向党支部发出“战斗令”，要求交出“排队”名单，并当众销毁。一周之内，“尖刀”人数从20余人增加到60余人。3天后，取名为“红军”的战斗兵团成立了。
李木森沉浸在战斗的光荣里。
当上“一号勤务员”
直到此时，李木森等人还只是在厂内活动着，对社会上的事情知之甚少。
1966年12月初，重庆发生了“一二·四”事件，社会上谣言四起，传说保守派组织“工纠”( 工人纠察队)打死了造反派。
一些造反派组织为找到被打死的“烈士”尸体，查封了火葬场，还到处检查过往车辆，搜查尸体，又从火葬场抢了几具尸体搞“烈士尸体”展览。
那几天，刚好李木森的父亲去世，几个帮忙抬尸体的搬运工人开玩笑说，不要让红卫兵把尸体抢去办展览哟。这一来，他再不敢把父亲的遗体运到火葬场去，悄悄运到石子山埋了。
刚刚埋葬了父亲，女儿出生了。初为人父的李木森，忙于闹革命，顾不上家。
李木森他们的红军战斗兵团，先是和厂里的其他两个造反兵团联合成立了“军工造反江陵兵团”，又串联了其他几个国防工厂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军工造反兵团总部”，成为重庆国防工业系统内继“八一兵团”之后的第二大造反派联合组织。
1967年1月，全国各地造反派响应号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一月风暴”起来了。重庆的造反派组织也在1月下旬成立了夺权后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以是否拥护革联会为标志，重庆市开始出现两大造反派的对立态势。
拥护革联会的一方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八一兵团属于这一派。李木森所在的军工造反兵团总部认定革联会偏袒八一兵团而排斥他们，决定加入反对阵营，成了“砸派”。
不久，在后来被称为“二月镇反”的风暴中，砸派遭殃了。八一兵团调动人马，围攻军工造反兵团。“李木森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每天，高音喇叭中都充斥着这样的声音。
李木森把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送到了城里岳母家暂时安身。“我今后的三长两短，只要不让她母女知道，我就不怕了。”
3月中旬，厂军管会在足球场召开了全厂万人大会，李木森和另外16名头头全部被揪上台去接受批斗——重庆话中对低头挨斗的姿势有一个形象用语“啄起”，大概源于鸡啄米的姿势。
“我的颈子承受不起脑壳的重量，只有靠弯腰来做一些调节。所以，我一会儿弯成30度，一会儿弯成60度，一会儿又弯成90度……这多种角度的交替变化，终于使我熬过了那3个小时批斗会。”李木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没想到，李木森因为弯腰弧度大，事后居然得到了“认罪态度最好”的评价。
但局势很快就变了。
4月，全国掀起了“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高潮，中央下达了“红五条”，要求为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平反。
砸派翻身了。重庆国防工业系统内多个大厂的砸派联合起来，成立了总部，并有了一个更响亮的新名字：军工井冈山。
军工井冈山总部成立后，不到10天，两位勤务组副组长周应古和邓长春，就对组长、江陵机器厂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康荣袍有了意见。他们认为，康荣袍是个技术干部，处理事情不果断，用重庆话来说，是个“糯米”。他们要求换人。
工人党员朱兆康替换了康荣袍。过了10来天，两位副组长又有意见了，认为他处理事情是果断了，但果断得目中无人，又要求换人。
这次换上去的，正是李木森，他由此成为军工井冈山总部的“一号勤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