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艾兰：美国达慕思大学教授、美国古代中国学会会长 陈来：清华大学教授、国学院院长
王博：北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 邢文：美国达慕思大学教授、美国古代中国学会理事
杨华：武汉大学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 持 人：梁枢
一
主持人：关于今晚讨论的主题我再简单做个介绍。国学版与武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计划从2011年年初开始，共同推出个栏目叫“中国路径”。
这项计划酝酿已久。
2005年7月21日，我们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像今晚一样的小型讨论，主题是“中华文明的前轴心时代”。在座的王博和邢文那次也参加了。那是我首次触及“中国路径”问题。所触及的具体领域是“中国路径”的“发生学源头”问题，或者说“中国路径”的“探源性研究”。考古研究表明，人类在其童年，文化与思想还处在初步发育阶段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个以相似性为基本特征的时期。在进入文明时代之时，中西文化在共同发展中逐渐出现了“分岔点”，并由此形成了各自的思想轨迹，为历史留下了两张迥然有别的“思想路线图”。“中国路径”的“探源性研究”就是要努力探寻中国人的“思想路线图”，就是要努力揭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的本原。
2007年12月19日晚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搞过一次小型讨论。那次王博也参加了。主题是“道家之中西问题”。那次讨论对于我个人的最大收获是，关于“中国路径”问题的思考进入到一个新的空间而成为“中西问题”。问题的提出方式，昭示思想的时代特质。较之古代，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为不断深化我们关于自我的认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参照系。我们要借助文化的“他者”，去寻找“古者”。如果没有这个“他者”，我们的国学研究只能按照自身的运思方向去演进；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为自己的思想史寻找“主词”；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向自己如此尖锐地提问：中国人是谁，中国人从哪里来的。
实际上，站在时代的高度来看问题，促使我们的思考不断前行的真正推手是持续至今的新世纪“国学热”。几年来，利用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我们和海内外的许多学者都进行过交流。我们发现，虽然学科与专业背景相异，视角与着眼点各有不同，却殊途同归，都在思考与“中国路径”相关的问题。这让我们由衷地感受到“国学热”所蕴含的时代感召力。当然，对于这个共同的“时代主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称谓。我们称之为“中国路径”；亦有学者称之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等。大家共同的学术取向在于，以西学作为稳定的参照系，利用传世文献与新的考古发现，展开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揭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的本质，从根本上解构西学东渐以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为在中西比较背景下书写的中国思想史、文明史提供“主词”。
今天晚上，我们将聆听各位对“中国路径”相关问题的高端思考，同时，还要请各位学者就这个栏目究竟怎么办发表高见。
杨华：首先我代表“中国路径”主办方之一——武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欢迎和感谢各位参加今晚的讨论。“中国路径”这个词最早是由侯外庐先生提出来的。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针对中国文明的早期形态，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探讨中国古代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特殊发展路径。可是我们现在谈“中国路径”，不仅仅是局限于侯先生关注的时段，应该是上古社会、中古社会和近古社会一起考虑，梳理整个中国文明演进的自身特点。
我们今天来谈论中国文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是基于这样的语境：
第一，三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改变了全世界对中国的眼光。东亚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独特过程，说明人类文明发展存在多种路径，“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偏见不攻自破。世界各地纷纷出现“重新审视中国”的思潮。对中国文明历史发展路径的研究，正是对此种时代思潮的回应。
第二，在国内，随着文化自信力的增强，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祖先文明，力图从传统文明中挖掘现代社会的有益资源。国家已从文化战略的高度，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第三，今天，全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家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最近一两百年来形成的解释人类文明的学说模式，大都忽视或者未能充分关注到中国元素的存在，大都是以西方欧美经验为主体来建构的。而今天，中国文明独特的演进历程和丰富内涵，正在增加全球人文社会科学解释世界文明的维度，成为新视角和新话语。这又更加促使我们自己反观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明特点。所以，国内哲学界在提出要回到中国哲学的传统话语，文学界也在提古典文学的自性问题，也就是说，按照中国传统的话语来调整近百年来的理论解释模式。
这几点归结在一起，都促使我们重新考虑中国文明演进道路的独特性，挖掘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元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新思路或者新框架。我们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近年来一直把这个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方向；与此同时如梁枢刚才所言，国学版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共同来发起这场讨论。
二
陈来：开办“中国路径”栏目是很有必要的。我想这个栏目至少首先应该总结一个多世纪以来讨论的经验，这是我们进入新的讨论的一个前提。比如，侯先生的讲法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来的，马克思的观点是说希腊人是正常的，其他民族是营养不良的，或者早熟的。这样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的视野。不过，这个比较的视野和我们今天讲的平等的文化多元性主张不一样，还是倾向于把西方看成是正常的，把别的民族文化都看成不正常的。这不是马克思的错，因为当时整个流行的观点都是这样的，中国人自己也这么看。今天这个时代，却给了我们更好的条件，让我们可以更彻底地贯彻平等的多元的文化观。
第二，侯先生讲，“古典的古代”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常态，但是他承认，从“前文明社会”到进入文明的社会，应该有多种形态，不是只有“古典的古代”一个方式。当时他的认识主要是讲还有“亚细亚形态”。这个“亚细亚形态”跟古典的古代不一样，是前文明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另外一个路径。侯先生把这个看成中国发展的特殊路径，但是侯先生的讲法主要是从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到底是私有还是国有。
杨华：是。
陈来：因为侯先生比较看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如果我们现在研究中国路径的话，就不光是仅仅研究土地制度，还要包括它的文化、思想、宗教、伦理，从综合角度来看文明发展的情况。
第三，梁漱溟先生对此问题早已经有所觉察。他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讲人类文明有欧洲的路子、印度的路子、中国的路子。我要强调，梁先生的特点是放在“路向”上。“道路”是指实际走过的全过程，“路向”则是指道路的方向在哪。以梁漱溟的经验来看，在讨论几大文明的路子的时候，不仅要看它怎么走过来的，还要看它的方向。这就是所谓的“迹”和“所以迹”的问题。梁先生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你往这走？中国文化是走的三种路向中的第二路向，第二路向就是注重调和适中，要人际关系和谐。我想这样的讨论，对我们还是有意义的。
第四，中国路径的讨论和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讨论，还是应该有所区别。我们的关注应该在古代，这个古代一直到晚清。不管早期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或者路径路向和今天的发展有关系或者没关系，它本身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实施研究的领域。可能有些研究的动因是和今天的中国道路讨论挂钩的，但是我们具体做研究的时候，我是反对牵强地结合的。我觉得还是要实事求是，客观地研究中国文明的道路和贡献。
第五，在本栏目研究中所涉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问题，要很好地处理，既不能变成一个特殊论，也不能变成一个中心论。我想，把这个栏目办好，就要处理好这些问题吧。
主持人：陈来老师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我听了很过瘾，主要是心里头有底了（笑声），知道这事至少没做错。艾兰老师您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