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恩师何兹全：从未指摘过晚辈(图)

2011年03月24日 14: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大约是1980年末，我已初步确定唐代寺院经济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在翻检相关研究文献时，读到了何兹全先生早年研究寺院经济的几篇重要论文，进而了解到先生是佛教社会史的奠基人，也是我国史学界的硕德耆宿，在海内外享有盛名。当时我初入学林，虽有一股冲劲，对于寺院经济研究的前景还看不太清楚，对如何深入研究也很迷惘，就斗胆给先生写了一封信。信发出去了，我心中充满了期盼，又觉得忐忑不安，怕打扰了先生，也怕先生没有时间给一位刚入学不久的研究生回信。没想到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信了，先生的字迹工整遒劲，内容亲切温馨，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指导，如一股暖流涌进心中，令我非常激动！此后我就常与先生通信，在先生的循循教导下，对于寺院经济研究的方向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有信心。

　　1982年夏，《光明日报》刊登了北京师范大学1983年招收首批博士生的简章，导师很少，都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导，先生也在其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先生的照片：鹤发童颜，眼光睿智而慈祥。那一天，我伫立在报栏前，端详着先生的照片久久不舍离去。我仿佛感到了先生的召唤，于是我暗下决心，要负笈京华，追随先生，把一生献给学术。

　　但由于家庭困难，那年我还不能报考，于是我提笔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困难处境和想法，表达了推迟一年报考先生的博士生的愿望。万万没想到的是，先生又很快回信了，不但欢迎我报考，还说为了等我报考，他也推迟一年招收博士生。如此眷顾，如此期待，真使我惶恐不已，感戴莫名！1984年，我终于报考了先生的博士生，并顺利被录取了。从此厕身门墙，亲炙教泽，在先生的引领下，在学术的漫漫长途中上下求索。

　　恩师对我的殷殷厚望

　　先生从事佛教社会史的研究始于上世纪30年代，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以研究社会史的方法研究佛教；二是以世界史的视野观察和思考中国史的问题，包括中国的佛教社会史。他因材施教，对我讲得最多的就是他早年研究佛教社会史的情形。他常对我说，他在北大读书时读了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对比中国中古社会与欧洲中世纪的情形，感到中国之中古佛教寺院的性质与西欧之中古基督教教会是完全相同的，两者都是作为宗教组织之外的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组织，都是占有较多人口及土地的庄园领主。先生还常说起从日本留学回来后曾写过一本《中国寺院经济史》，因战乱丢失了，后来也曾收集材料，想再写出一本《中国寺院经济史》，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这一夙愿。先生说这些话时，并没有直接说出对我有什么要求和期望，但先生的殷殷厚望溢于言表，我是能够体会得到的。

　　我后来从事寺院经济研究，基本上就是循着先生的思路，把中古佛教寺院当做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组织，考察其内部的结构和管理机制，同时考察其对外与社会各阶层的交往以及种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而我与白文固合写的《中国僧官制度史》，乃考察寺院内部的统制与管理之作。我的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对先生的学术思想的阐释和发挥，却谬蒙先生肯定和赞誉。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在台湾正式出版时，先生又慨然赐序。学生的一点点成绩，先生看在眼里喜上心头，给予很高的肯定，实质上仍是出于对我的殷殷厚望。

　　师从先生，不但学到了先生博大、通达、独具眼光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更从先生身上学到了做人处世的道理和准则，收益之深，无法以语言表达。

　　恩师与师母伉俪情笃

　　先生与师母伉俪情笃，给我们的印象最深。

　　师母与先生性格不同，却正好互补。两位老人相濡以沫，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始终相敬如宾，实在是常人所不能及。他们写日记是两人合写，日记本摊在桌上，谁有空谁就去写上一段。

　　先生是大学教授，师母是中学教师，看起来似乎彼此地位悬殊，但在先生与师母之间绝不存在这种世俗的悬隔，彼此完全平等，互相尊重，而且先生对师母的尊重显得尤其突出。师母曾先后就读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功底好，见识也高，所以包括如何指导研究生在内的不少事情，先生都与师母商量着办。在学术研究方面，先生与师母有商有量的情况就更多了。2001年，先生与师母合作出版了《三论一谈：何兹全郭良玉伉俪自选集》，其中“三论”是：论世、论人、论学，是先生写的；“一谈”是人生杂谈，是师母写的。

　　还有一些生活细节，则是只有吾等常能“登堂入室”侍奉在先生、师母身边的弟子才见得到的。大概是在1986年，师母画了一幅翠竹图，并有题诗，下款是先生所写题识：“诗情画意两不如”，由先生与师母的老友兼邻居启功先生书写。有一天师母高兴，就把这幅画挂在书房里，我恰好有事到先生家小坐，有幸欣赏到，叹为“三绝”。三绝者，师母的画、先生的题识、启功先生的书法也。先生题“诗情画意两不如”，是赞美师母画得好、题诗也好，自己的诗与画两方面都不如师母，体现了对师母的高度评价，也体现了先生谦谦君子的美德，所以也是一绝。

　　恩师虚怀若谷

　　先生胸怀之广、涵养之好，在学林也是罕见的。我们与先生相处日久，总是听他说起某某先生如何渊博，某某先生如何勤奋，某某先生文章写得好，某某先生学问做得深，而从未听他背后议论过同行，甚至也没有指摘过晚辈。

　　我的硕士生导师韩国磐先生，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名家，但先生以前与他素未谋面。由于我的关系，两位老先生建立了联系，先生好几次对我说到韩先生文章写得好、研究成果多。我常向佛教史专家郭朋先生请教，关系密切，由此先生也结识了郭朋先生，学问上时常打电话互相探讨琢磨，生活上也经常互相问候，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的老师郑学檬和畏友杨际平、严耀中等，也都受到先生的赏识。

　　先生的传道，重在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恰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我们在先生师母身边，耳濡目染，对于做人之道，感悟良深，获益实多，终生受用不尽。毕业二十多年了，我对先生师母的孺慕之情、感恩之心有增无减，师恩如海，我们又怎能报答师恩于万一呢？（作者：谢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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