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一死以赎其过
战局瞬息万变，几个小时后似乎又有了转机。新四军失散部队源源不断地向石井坑汇集，真如众流汇注一般，整编后竟有5000多人。就连前天企图带着十几名干部“穿插”出去的项英，也因为没跑出敌人的包围圈，在石井坑与部队会合了。
叶挺为着要把这些同志带出重围，又重新燃起了斗志。致电中共中央时，他说：石井坑可守一个星期，请中央不惜以全面破裂威胁，要国民党撤围让路，否则将全军覆没。
部队在石井坑真能坚持一个星期吗？这时，子弹快要打完了，手榴弹快要扔完了，粮食快要吃完了。眼看将士们饿着肚子打仗，叶挺带头，先宰杀了自己的战马。
为了鼓舞士气，他还起草了一个告全体指战员书，要“大家拼，大家死，抱着必死的决心，采取决死阵地战，创造第二个黄花岗，创造共产党人的辉煌”。
接替项英负责政治工作的饶漱石并不赞成叶挺这种硬拼的做法，故婉言地对叶挺说：“我们现在部署的一切是死里求生，不是死里求死。”但叶挺主意已定，不论谁劝，仍然做出了“坚守石井坑”的部署。
饶漱石所谓的死里求生，实际上是指分散突围。在叶挺的军事生涯中，这是从来没有采用过的战术。北伐时，他长驱直入，穷追猛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他冲锋在前，拼到最后；在皖南的几次反扫荡中，他阻击、出击。对于他这样个性的铁血军人来说，拼到最后才是军人的天职。
在绝境中，叶挺下令：“叶挺如果临阵走，枪在你们手。”在给中央的电文中，屡屡提及的“坚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死守硬拼到最后一人”，也充分地表现了他的决绝。
石井坑守备战是叶挺的最后一战，双方在此激战了三天三夜，仅东流山阵地就失守过三次，又两次反攻夺回，但终究没能挽狂澜于即倒。这场战斗到底应不应该打？尽早分散突围是否更加有利？对此，叶挺似乎也有反思，他在致毛泽东等人的电报中说：
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实因处事失计、指挥失当所致。但政委制之缺点实亦一因。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
在《云岭》原主编邵凯生看来，石井坑守备战的失败简直是历史的捉弄。
指挥员是军队作战的灵魂。政委项英在脱队以前一直大权独揽。两军交火初期，本该用集团军作战的战略，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星潭，但这一正确主张却被打了三年游击的项英否决了，他宁愿调回头来兜圈子。而当叶挺接掌指挥权后，恰遇石井坑之围，崇山峻岭中，其实更适合采用游击战。恰在此时项英犯了错误，失去了发言权。
而叶挺的一生，恰如其妻子的玩笑话：“尔名与别字（希夷）便是征兆，铤而走险，绝少平安。”
阶下囚与座上宾
皖南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亲者痛、仇者快的一出悲剧。新四军9000多名抗日将士，除不到2000人突围外，均被国民党顽固派剿杀、俘虏或失散。军长叶挺下山谈判却被无理扣押，关进囚牢。项英、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
杨奎松教授认为，事变发生后，双方剑拔弩张之程度，离全面破裂以至发生大规模内战，仅一步之遥。事变最后虽以相互妥协而告收场，但由此而导致的两党感情之对立和实际之分立，已无可避免地决定了两党关系的最终走向。
国民党企图消灭新四军，明明是无法容忍其力量扩大，担心“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的结果。但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却称新四军是攻击友军的“叛军”。这种说法遭到了共产党的坚决揭露，反而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大失人心。“招安”叶挺，成了蒋介石挽回面子的最后一招。只要叶挺把责任都推给共产党，其他人还能有什么话说？
为此，皖南事变的直接指挥者、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设下种种陷阱，妄图以高官厚禄“感化”叶挺。他先是派高参陈淡如做说客；后是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纷至沓来拜访；叛徒赵凌波也厚着脸皮来现身说法，被叶挺刮了几个耳光。
在上饶集中营，叶挺干脆在李村囚室的墙壁上写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等语，前来劝降的人一进门便自知没趣了。
说客的级别越来越高，所许的诱惑也越来越大，最后竟然逼得蒋介石亲自出马，于是有了1942年5月12日晚的一番“舌战”。
据叶挺手记记载，蒋介石一开场便摆出“苦口婆心”的姿态，企图挑拨叶挺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但这些长篇大论，都被叶挺四两拨千斤地给顶了回去。叶挺开口，先究蒋的责任，继而自嘲：“《孝经》说小杖则受，大杖（往死里打）则逃，我们不善逃命，而至遭受灭亡。”随后又提出了宁愿自己“受军法裁判”，也要对仍被关押的新四军干部“负责”，意在促蒋释放所有被俘者。不想，蒋介石却话锋一转说：“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叶挺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蒋介石又提出：“我叫尔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休养（当副司令），尔的前途是光明的。”叶挺干脆地拦住了蒋介石的话锋，他的结语是：“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一个阶下囚竟然这样驳了蒋介石的面子，简直不可思议。此后，叶挺在一个又一个监狱里辗转，“由一个重围苦斗流血的战场，投入另一个心灵苦斗的战场，后者比前者令人提心吊胆更加几倍”。
从入狱第4天起，叶挺开始写一篇剖析自己灵魂，而且颇带着感情色彩的文字——《囚语》。这篇文章的文字和段落不是很连贯，大概是在几天里，断断续续，随思绪信手写下，共3200余字。
时隔多年，叶正明听说父亲有一篇文字被收在国民党当局的档案里，就千方百计寻找，后来终于在中央档案馆看到了《囚语》手迹的复印件。
相对于早已为人们所熟识的《囚歌》，叶正明更喜欢《囚语》，他曾说：“我倒是觉得这样的文字，没有任何雕饰，更质朴真切，更能反映一个人在特定环境下的真实心境，让我感知一个有血有肉的叶挺。”
在《囚语》中，叶挺对于入狱感慨地写道：
吾妻于二十一号来一电，嘱我应为六七个儿女（第七个尚在胎里）珍重自惜。妻儿的私情固深剜着我的心，便我又那（哪）能因此忘了我的责任和天良及所处的无可奈何的境遇呢？我固不愿枉死，但责任及环境要求我死，则我又何惜此命耶？
入党似新婚
“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一个囚徒的自由。”叶挺蓄须明志，本想待到自由时再剪胡须，不成想，这一囚就是五年零两个月，须发皆白。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毛泽东亦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共商国事。无论是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还是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都把释放政治犯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1946年初，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交换条件，愿以被俘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马法五换回叶挺，蒋介石接受了这个条件。
出狱前夕，沈醉试探性地询问叶挺：获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叶挺毫不犹疑地回答说：“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
回到军统，沈醉把叶挺的话转告戴笠，戴笠听了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半天才有气无力地说：“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这个地方。”
1946年3月4日，叶挺终于重获自由，他感慨地对老朋友田汉说：“我真是个不幸的人，从贺叶南征，到‘江南一叶’，许多不幸的事情，都与我的名字有关。但我将接受这些经验，重为我的祖国，呕出我的心肝！”出狱后第十个小时，叶挺便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申请入党的加急电报。
3月7日，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的中共中央复电传到重庆。叶挺迫不及待地捧读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他向往已久的那个称谓——“亲爱的叶挺同志”。
亲爱的叶挺同志：
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短短几天中，叶挺出狱、入党、夫妻子女团聚，三喜临门。夫人李秀文在照“团圆照”时说：“我从来没见到他这样欢喜过。”叶挺接上说：“我感到我们好像又结婚了。”
接受《新华日报》采访时，叶挺特意阐明二次入党的深思熟虑：
出狱第二天就请求加入共产党，是经过五年考虑的结果。第一，我的很多朋友、部下都牺牲了，今天如果专为个人生活着想，是对不起他们的。第二，我也考虑过真正为了中国人民幸福而努力的是哪个政治集团，在我五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来为中国人民工作。所以我在囚禁期间，就有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承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
叶挺获释前后的半个月中，正是国内政局急剧逆转的时刻。刚刚结束八年战乱的中国，又面临着全面内战的险境。
形势如此严峻，叶挺哪能安心休养。他希望回到新四军中，甚至幸福地憧憬着，自己此生未酬的壮志，终将有个归宿。
就在叶挺焦虑的等待中，党中央已经决定让叶挺作为中共军事代表之一，协助周恩来就国共两党军队的整编方案与国民党谈判。4月6日，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批准由叶挺代替周恩来，到延安参加整军会议。
这次会议原定由周恩来主持，但因蒋军突然进攻四平等地，东北形势骤变，周恩来要留在重庆进行紧急交涉，遂改由叶挺出席。周恩来还特地关照说，他这次北上可以带上家眷，先参加整军会议，会后是否留在延安，再做定夺。
叶挺品味着这番话的含义，更加欣喜。原来此去延安，不只是参加一次会议，还要举家搬迁。让他心驰神往的是，离开党18年，他已备尝离群孤雁的滋味，这次终于回到了党的心脏。
然而命运弄人，叶挺回到了延安，却终究长眠在黄土高坡上。4月8日，叶挺与夫人李秀文以及秦邦宪、邓发、王若飞等同志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黑茶山空难成了叶挺一生中的第八次死劫，这一回，他没能死里逃生。
叶挺虽死，壮志未酬。在新四军中一贯推崇和尊重叶挺的陈毅，写了一首超过百行的挽诗,最后一节写道：
沉默寡言，深沉不露，令我忆君之丰采。
勇迈绝伦，倜傥不群，令我忆君之将才。
胸无城府，光风霁月，令我忆君之天真有如提孩。
我佩君忠贞不屈，服务人民，不愧革命家的气概。
我只望你的遗风长存，化育无数后继之英材。
将军之魂魄兮，归去来，归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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