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东“讲传统谈新闻”
党的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七·七事变”后，我的父亲李庄同许许多多爱国青年一样，因为抗日救国而投身革命，“一声炮响上太行”；解放战争后期，“一肩行李下太行”，在平山里庄，参与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随中央“进京赶考”。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建设，历“十年浩劫”，经改革开放，在岗工作近半世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成为中央党报第一个“平安着陆”的总编辑。
退居二线，父亲有许多事情要做可做，而萦绕他心头多年、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回到他青年时代战斗的太行山，看望他的牺牲在1942年五月反扫荡的战友。新闻英烈长眠在太行山腹地清漳河畔的山坡上，当时已四十多年了。
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清漳河畔西山村的山坡上，耸立着“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纪念碑背靠千仞绝壁，面向东方，那正是通往当年华北《新华日报》驻地山庄村的方向。
1942年5月，日军对驻扎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将军壮烈殉国。在这次扫荡中，与敌人顽强斗争、最后英勇捐躯的，还有46位新闻战士，为华北敌后新闻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何云同志就是其中一位。这也是党的新闻事业史上牺牲最大的一场战斗。(需要说明的是，八路军总部一直在延安。在山西辽县麻田镇的，是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但多年来后人习惯于这么说，各种出版物中也这样表述，故从之。)
攀上80余级台阶，面向纪念碑，碑的正面是杨尚昆同志于1985年题写的“太行新闻烈士永垂不朽”；左面刻着陆定一同志的题词：“一九四二年五月，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等四十余位同志壮烈牺牲，烈士们永垂不朽。”碑的右面为《何云同志简历》，介绍了这位热血洒在太行山上的新闻战士的光辉战斗历程。碑的背面为何云、李竹如等太行新闻烈士英名录。
那段烽火硝烟、血雨腥风的战斗岁月，距今已近70年了。最近人民出版社因承办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各地有代表性的贫困地区、革命老区、边远地区赠送《中国家庭应急手册》活动，前往山西省左权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任超同志有感于我父亲一代新闻人与太行山的生死情谊，有感于我对革命前辈的深厚感情，代我向长眠在山西左权新闻烈士陵园的革命先烈敬献了花篮。
任超同志为此写给我的信，令我感动。他告诉我左权的同志们都记得我父亲是1986年回到太行山的，那是他退居二线的当年；任超同志还写道：“赠书活动期间，我们一行两次前往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祭奠牺牲在左权的包括您父亲的亲密战友何云同志在内的五十余位新闻出版烈士，并代表您本人和新闻出版总署敬献了花圈。人民出版社，中国新闻出版报，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左权县委、县政府也分别敬献了花篮。在敬献花圈过程中，我从您在清华的演讲录中摘取了部分相关内容作为您的祭词宣读，我本人在麻田镇八路军总部赠书仪式的讲话中，也提到相关内容，令在场数百名干部群众深受感动。此事事先未及征求您的意见，望您谅解。”
出版社的同志们在纪念现场感受到了庄严、肃穆、震撼。父亲当年回去，置身太行山山水水，遥想抗战艰难岁月，缅怀牺牲革命战友，应当更是感慨万千。
何云原名朱士翘，1904年生于浙江省上虞县朱巷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8年，何云到上海寻求革命道路，经人介绍到复旦大学学习半年，于次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经济系，后转入铁道学校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出于中国人决不做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心，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万分仇恨，何云毅然停学回国，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初赴武汉，参与筹办《新华日报》。同年底，被派往华北敌后，在山西沁县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任社长兼总编辑，后兼任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
1938年秋季，党中央决定在晋东南创办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从而在广阔的华北战场上，开辟一块紧密配合军事斗争的新闻阵地。杨尚昆同志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到：“华北《新华日报》在创办的时候，一切设备都是极不完全的，只有一副破烂的机器和一副老五号的铅字，既无铜模又无浇字炉，粗陋之情可以想见。在何云同志擘划之下，三年多来已成为敌后华北唯一规模宏大的机构，这种克服困难辛苦缔造的精神，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1939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号出版，何云被任命为社长兼总编辑，这份报纸成为华北敌后新闻事业的一面旗帜。1939年10月19日，经北方局决定，所有华北战报和新闻，用“华北新华社”的电头向延安新华总社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播发。1941年初，正式成立新华社华北总分社，何云兼任总分社社长。
当时，报社与通讯社是合在一起的，由报社编辑科(后由电讯科)肩负起通讯社的任务，从那以后，“华北新华社”或“新华社华北分社”的消息，频频出现在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上。华北《新华日报》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成为敌后根据地的坚强宣传阵地。创刊不到两年，这份报纸发行量就达到3万多份，成为太行山区军民喜爱的读物。
何云同志热爱党的新闻事业，带领着这支年轻的队伍，把全部心血精力灌输到报纸的编辑、排版、校对、印刷、发行的全过程中，每一张报纸都是射向敌人的一颗子弹。报社先后经历了7次反“扫荡”，多次搬家，在行军转移中，不能出铅印版，就出油印号和战时电讯版。尽管战斗非常频繁，但始终坚持出报，基本上没有中断。
《新华日报》(华北版)自1939年1月1日创刊，至1943年9月25日终刊，共出报845期，铅印捷报15期，铅印战时版4期。在硝烟弥漫的年代，《新华日报》(华北版)的记者，亲临前线、深入敌后，采写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新闻报道。他们揭露了日伪军在各抗日根据地连续不断的“扫荡”、“围攻”中强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暴行；充分反映华北敌后军民浴血奋战、坚持抗日所取得的胜利；宣传了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
1940年，我军发动了粉碎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新华日报》(华北版)随军记者写出大量战地通讯，及时报道胜利成果，并报道了战斗英雄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精神风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志，增强了人们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朱德总司令曾称赞：“新华日报一张顶一个炮弹，而且天天在和日寇作战。”
1942年5月，日军调集重兵，对我太行区军民进行了反复“扫荡”，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5月下旬，日军向华北抗日的中坚——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辽县麻田和华北《新华日报》、新华社华北总分社驻地山庄村，进行了所谓“铁壁合围”和“篦梳式”的大扫荡。
何云同志和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在反击日军“扫荡”、处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一面同敌人周旋，一面坚持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并向延安新华总社发战报。铅印的战时版第一号和第二号，就是在左权将军牺牲的前一两天在辽县山庄村出版发行的。
当敌人缩小了包围圈，来不及突围时，何云领导大家化整为零，钻进山坳崎岖、石笋耸立的山上的沟沟岔岔和灌木丛中，就地分散隐蔽。他们连续几天忍饥挨饿，露宿山野，凭借着天然屏障和特殊地形，在群众掩护下自卫应战。
感到已经不能突破敌人重围时，何云对身边的同志说：“不要把子弹打光了，留下最后的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不能当俘虏！”5月28日黎明，正在大羊角村山坡上隐蔽的何云，不幸背部中弹负重伤，当即昏倒在地。当医护人员把他抢救醒来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伤不很严重，快去抢救倒在那边的同志吧！”可是，当医护人员检视完别的伤员再来看他时，他已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年仅38岁。
当时，女共产党员黄君珏带领女译电员王健、女医生小韩等一同隐蔽在峭壁上一个山洞里，6月2日被清剿的敌人发现。黄君珏突然跃出、以手枪连续射击，打倒几名敌人。敌人气急败坏地从后山爬上山顶，用绳子将柴火吊下来，点火焚烧洞口，黄君珏抱着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冲出洞外打死几个敌人，然后飞步跳下悬崖，壮烈牺牲，时年30岁。王健、小韩被敌人杀害，王健当时年仅1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