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租界文化”? 龙一:还原城市历史魅力

　　今天，如何看待“租界文化”？

　　近年来，“租界文化”又一次成为文化界和文学界关注的焦点，诸多谍战小说、影视剧的走红更是起到助推作用，本次“关注”，记者采访了作家龙一和小白，他们均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对租界和租界文化给予了极大关注。同时，文化学者李天纲也特为本报撰稿，厘清了“租界”这一概念的定义，并就“今天该如何看待‘租界文化’”这一问题做出阐释。——编者

　　龙一：还原城市的历史魅力

　　天津作家龙一的小说里有一股“天津味”。他写《借枪》，写《深谋》，写革命者在现世里崇高的理想和世俗的困境，一口一个腔调，一动一种趣味，写出一个传奇又活泼的天津城。而在所有的这些讲述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租界。

　　在写小说之前，龙一曾长期研究中国古代生活史、近代城市史和中国革命史，天津租界就是他研究的重要对象。“我对天津近代历史的兴趣非常浓厚，是因为这里边充满了趣味性。而租界文化、老城文化和移民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是天津近代生活的重要特点。”

　　今天的人说起“租界”，会更多地想起上海。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天津的租界有着与上海难分轩轾的规模，其中发生过的事件、闯荡过的人物，同样波澜壮阔，动人心魄。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不同的聚集人群，也为天津租界染上与上海截然不同的文化意味：“上海的文化和资本基础是江浙资本和文化，天津的基础是晋鲁资本和京城文化。北洋时期，上海因教育和新闻发达，而且风气开放，是中国新兴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同时，因上海是北洋政府与广州革命政府进行谈判的主要地点，聚集的革命者人数众多。天津在北洋时期是北京政府的后台，是旧知识分子、谋士、纵横家的乐园，也是军阀安居乐业的地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是共产国际向中国输出革命的滩头阵地，与共产国际有关的情报机构和日本情报机构主要在上海。而这一时期，因苏联的出现和日本的崛起，世界列强多选中交通便利，与北京政府接近的天津作情报基地。”

　　随着电视剧《潜伏》、《借枪》的热播，以及《深谋》等小说的出版，龙一逐渐地把一个曾与上海南北相望、一个作为九河汇聚、天子渡口的天津，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城市重新摆到人们面前。这里有太多的辉煌逐渐被遗忘，同样也有太多的历史可以挖掘：“天津租界有过三次财富和人才的聚集高潮。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北京的王公贵族、阀阅之家，只要有足够财产的，全都撵金南下天津租界，建豪宅，投资工商业。同时也将旗人的吃喝玩乐一起带了过来，与天津本土的诸般玩意儿融合到一处，换言之，就是京城贵族的娱乐文化与天津码头的娱乐文化相融合。第二次是袁世凯复辟，此后军阀混战，北京的北洋政府成了舞台，所有有志于争夺天下的军阀、谋士以及他们的资助人和帝国主义后台，全都汇集于天津租界，编撰剧本，然后拿到北京这个大舞台上去表演。因此，北洋十几年，中国有点势力的军阀几乎在天津都有住宅和商业投资。第三次是抗战爆发，整个北方有财产可以搬进租界居住的中国人，至少有一半移居天津。”这些隐藏无限可能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塑造出天津的性格：“三次财富和人才的大汇集，将天津的主流文化改造成一种来者不拒的地域风气，而这种风气转化为独特的半开放，半保守的地域文化，则是在租界消失之后。”龙一介绍。而这样一个纸醉金迷、鱼龙混杂又暗潮汹涌的“天津卫”，也逐渐成为龙一小说中最主要的背景。

　　“从地域文学来讲，上海和天津是两座文学的富矿，在它们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妙趣横生的世俗与崇高，引人入胜的人物原型，出人意料的秘辛与密闻，还有衣食住行中天然的文化韵味。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可以为任何一位胆大妄为的虚构小说家提供最丰富，也最有说服力的细节。小说是说服读者的艺术，以这两座城市为创作原料的小说家有福了。”龙一感慨，“我们现在急需要做的，是发掘本市历史的独特内涵，从经济上吸取已往的经验、教训，从文化上发现并还原已经失去的魅力。”记者 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