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
赵声
喻培伦
这是辛亥革命前夕一次决定性的起义。中山先生评曰：“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庇能会议的大擘画
庇能会议直接导致了黄花岗起义的发动，这又牵涉到几个月之后的武昌首义，所以庇能会议对近代中国命运的改变至深至远。这个会议是在1910年的11月举行的。
头一年新军起义失败后，当时孙中山在美国三藩市，取道檀香山到达庇能———即今马来西亚槟榔屿，召集干部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地点放在这里，是因为，孙先生因长年在海外奔走策划，也因此引来清廷压力，被许多国家拒绝入境，自第一次广州之役后，香港就拒绝他入境，而槟榔屿是在1906年即同盟会成立一年后即成为海外革命基地。
参加会议者有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邓泽如、黄金庆、吴世荣、林世安、李孝章等数十位。
当时同盟会的高级干部，因头一年的败局，心情黯淡，加上新军起义失败后到达南洋的官兵所在多有，都需要招待安排基本生活，大家的基本衣食住行都很困难。原先在广州的机关已被破坏，原先的地盘已不再拥有，总之再次大举条件颇显不足。会议开始时，没什么人说话，各位的脸上都呈现忧伤的神色。当说起未来的计划时，一屋子的人都叹息长嗟，相对无言。这时候中山先生就说：“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则已甚盛。一败何足馁！从今而后，只虑吾人无计划无勇气耳……”
赵声提出，起义需要庞大款项，孙先生安慰他不用急，并说明当以教育义捐方式筹款，以免当地政府干涉。
当时形成的大思路是以五百同盟会的精锐干部为前锋，领导新军、民军大举进攻。一旦取得广州，则以黄兴率领一支部队从湖南打到湖北，赵声率领另一支部队从江西直扑南京。这次会议本来还提出在云南边境同时进攻，后来考虑到备多力分，乃决定全力图广州，以期一点撕开，多点突破。
这次起义计划是在前面九次失败之后，因此显得特别重要，首先是倾同盟会全部精锐以及前所未有的财力物力。起义虽然定在广州一处大举，但第二步计划却明确涉及长江沿线各省。
地火之奔突
槟榔屿会议结束，赵声随即赶赴香港，预备指挥广州决战。仍和数月前在广州一样，联系新军，组织“选锋”，他任统筹部副部长兼交通课课长，目标是拿下广州后，取长江而直捣幽燕，这自然不是孤立的，须取得各省支持响应。赵声派人携款到苏、鄂、湘、浙、赣等长江流域各省联系党人，筹建机关，发动新军，起义行动前夕，以赵声在新军中的资望，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黄兴副之（后因故将指挥关系对调，即黄正赵副）。
到了次年（1911）的正月间，同盟会各高级干部陆续聚齐于香港。于是组织统筹部为指挥机关，黄兴、赵声分任正副部长。以下秘书课长为胡汉民，交通课长由赵声兼任，调查课长为罗炽扬，储备课长为胡毅生，编制课长为陈炯明，总务课长为洪承点。
起义前在新军和防营中，都进行了严密的联络，同盟会以及会党的渗透使得革命空气日益浓厚，统筹部并在广州建立了三十余处分指挥点和枪械储备点。起义总指挥部议决定分十路发难：
黄兴率南洋及福建志士百人攻击总督府；
赵声率江苏、安徽志士百人进攻水师行台；
徐维扬、莫纪彭率北江志士百人攻打督练公所；
陈炯明、胡毅生率民军百人防堵旗满界；
余下六路分别由黄侠毅、姚雨平、李文甫、张六村、洪承点、罗仲霍率领，目标是军械局和电信局等。
起义前不到一个星期的日子，黄兴写下诀别信给中山先生和南洋诸同志，信中有谓“……成败既非所逆睹，惟望公珍摄，成则速回，败亦谋后起……奈事皆决议而行，非一人所能专，幸各人挟有决死之志，或能补救亦未可知……”“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黄兴年谱长编》181页，中华书局）
因敌情变化，起义时间有所更改，黄兴电阻留港敢死队进广州。两广总督张鸣岐大肆布防，各要隘驻满清军，而赵声所率领的同志多为内地人，口音和粤语相差太大，很容易被侦破，于是赵部返回香港者达三百余人。黄兴这时发给胡汉民的秘语电报有谓“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香港志士接到该电，大惊失色，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广州力量太单薄了！起义前一天，原定的十路发难，只得改为四路进攻：一是黄兴率队攻击两广总督署，二是姚雨平指挥攻击小北门，三是陈炯明领队攻打巡警教练所，四是胡毅生率一小队守大南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