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不是钱的问题，关键在于作者队伍的学术良知”
《清代理学史》问世引发出版学风新话题
(记者 陈香)历时五年，填补《宋明理学史》之后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空白，主编龚书铎在书出不久后身体即转恶化，在拿下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后，上卷作者史革新教授更是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主编李文海在清史《研究丛刊》之《清代理学史》出版座谈会上感慨：。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借此机会对出版界和学术界提出建议与请求：“希望大家静下心来，把出版精品作为我们民族、国家要振兴、要发展的基础性的工作。”
理学起于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为儒学历汉、唐经学后发展的新形态。南宋理宗后期，程朱理学正式确定为官方统治思想，延及元、明、清近七百年，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深远。中国思想史权威侯外庐先生编的《宋明理学史》对宋明理学进行了系统阐发，成为史学经典。遗憾的是，学界向来认为，清代学术主体为考据学(即汉学、朴学)，理学已经衰落，对清代理学史没有一本专门的著述。然而，龚书铎、史革新、李帆、张昭军(《清代理学史》作者)等学者潜心研究，爬梳资料后认为，康熙年间，理学尚被清政府定为官方统治思想，乾嘉考据学兴盛之时，亦在民间有脉络可循。尤其是，曾作为统治思想的清代理学的发展演变和衰落，更是历史一案。由此，作为清代理学史研究的“第一书”，且多原创见解的皇皇120万言的《清代理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推出，其学术价值可见一斑。
“学风严谨踏实，特别是在当下学术界学风不正、浮躁、追名逐利之时，编著者五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学者王俊义如是评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文海先生指出，“学风问题非一日之寒”。在他看来，出版界、学术界承担着历史责任，只有拿出精品，拿出不是浮躁著述、不是东拼西凑、不是胡说八道、不是天马行空，而是确确实实在对历史充分把握的基础上提出史学观点的精品，才能慢慢去排挤一些庸俗或是哗众取宠的滥书。“所以，评奖是很重要的。”李文海表示，《清代理学史》能获得中国政府奖，是出版行政部门对学术原创精品的肯定。
李文海坦言，没有经费的支持，做学术是很困难的。但是，千万不能把钱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清代理学史》五年下来整个就花了17万，但是十几万块钱照样可以写出精品。”他回忆，当年，白寿彝先生编1500万字的《中国通史》，也只拿了6万块钱，“关键在于作者队伍的学术良知”。
作为副署长，邬书林这几年一直在参与组织一些评奖工作，“怎么把它做好，仅靠机关的工作是不够的。不管是事先，还是评奖之后，我都很关注学界的看法，了解学界的评价。”邬书林说，他曾经向陈祖武先生讨教过，陈祖武说，对于出版工作来说，如果每年没有几本拿得出手的书，是不大好看的。“所以，我的工作就是，每年战战兢兢，也要有几本拿得出手的书，好向学术界交代，也向社会交代。”借此机会，邬书林表示，希望大家能静下心来，把出版精品，作为我们民族、国家要振兴、要发展的基础性工作，而这项工作，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越发迫切地放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面前。
据悉，清史编纂工程有5个多亿，财政部给新闻出版总署设立的出版基金每年2个亿，国家社科基金现在一年8个亿，还有各种各样的对外推广计划、古籍整理计划，邬书林说：“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规划出些东西出来。真正拿出像样的东西太难。”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邬书林提前六年就开始做计划准备此类选题。他找到国内比较好的20多家出版社谈，80%的社长说还有六年呢，不着急。“实践证明，最后认真做出来的，都是六年前就开始做的，比如世纪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邬书林还请牛津大学出版社一起做，而他们的编辑却说，根本来不及。牛津大学社的想法是，要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图书做好，先要把每个案例研究透，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推出把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理论和经验说清楚的著述。
“出版界要静下心来，定好规划，选好领域，培养好自己的作者，培养好自己的编辑。”同时，邬书林还希望出版社能够与时俱进，研究市场，真正为学者们服好务，使学者在出好成果的同时，收入能够体面。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出版和学术研究向好的方向转换，形成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