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月22日到7月初，“南澳Ⅰ号”明代沉船的第四次水下考古将在广东南澳持续进行70多天。
4月27日，“南海Ⅰ号”南宋沉船第二次试发掘进入收尾阶段。此次试挖掘确定了船艏在沉箱中的位置，尝试了多种新的考古方法，为今后如何对沉船进行整体发掘提供了真实资料。
4月22日，“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武汉基地”在湖北省武汉市成立，这是国家文物局首次在中国内陆设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基地。
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中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动作频频。
20年确认70余处沉船遗址
水下考古总体水平仍不高
在我国近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疆、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内，蕴含着种类多样、数量巨大的水下文化遗产。然而，中国的水下考古历史只有20多年的历史。
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国家组织开展了11个沿海省市的近海海域、西沙群岛以及安徽、江西等内陆省份的水下文物普查，同时对西沙群岛华光礁海域、福建平潭海域、浙江宁波小渔山海域、山东青岛海域进行了重点调查，发现大量水下文物线索，确认70余处沉船遗址；广东“南海Ⅰ号”整体打捞、海南西沙“华光礁Ⅰ号”、福建平潭“碗礁Ⅰ号”、“大练岛Ⅰ号”、山东青岛鸭岛沉船等抢救性保护、发掘工作的完成，以及“南澳Ⅰ号”考古工作的启动，总结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操作程序。
经过20多年的努力，尤其是“十一五”期间的发展，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已从单纯的水下考古发展为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从近海海域扩展到远海海域，从单一部门主导发展为多部门积极协作参与。水下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拓展，保护对象日益复杂多样，已经由沉船及船载文物，扩展到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海防和海战遗迹、古港口、造船厂、沿海盐业遗址等多种类型；工作内容从单纯的水下考古，扩展到出水文物保护、巡查监护、执法管理、学术科研等多个领域，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
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刘曙光说，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必须同时兼顾陆地与水下。以陆上丰富的文物资源来说，我们是当之无愧的文物大国。但以水下来说，摸清家底儿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有多少水下古城，有多少沉船，有多少遗产类型，还没有权威数字。也许在一些具体的工作上，我们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如“南海Ⅰ号”的整体打捞，理念是先进的，手段是先进的。但从总体水平来看，从管理体制、人员构成、法制环境到人们对水下文化遗产的关注，都还远远不够。
盗掘倒卖等不法行为猖獗
需整合力量开展重大项目
目前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哪些问题与不足？
基础研究不足，特别是发展战略研究和长远规划滞后；如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区域间、部门间尚未充分形成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合力，国家主导、地方支持、各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更为严重的是盗掘、盗捞、倒卖等不法行为依然猖獗，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法规体系建设和执法监督力度亟待加强。
“与陆地的田野考古相比，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更为薄弱，远未达到陆地、水下平衡发展的状态。这种状况与强化海洋战略的国际形势严重脱节，与我国水下文化遗产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国家文物局考古处处长闫亚林身兼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副主任一职，他认为和陆地相比，水下考古的许多难点更棘手，“比如说原址保护，大家都知道原址保护的文化坐标上的意义更完整。但水下的原址保护更难。古代墓葬再保存几百年还是那样。但水下的植物是疯长的，对遗址的破坏是看不见的。以前以为建一个水下博物馆就是一个好的保护，但实现起来就有问题，因为无论你如何复原水下的环境，都和原来的不同。即使是一块石头，在流水和在静水的状态下就不一样。”
福建与中国的水下考古有极深的渊源。1987年，正是在这里的连江定海进行了我国首次水下考古，出水了一批宋代瓷器；近些年，在福建海域发现的沉船从五代到宋元明清的都有，序列十分完整。这里也成了盗掘与盗捞最为猖獗的地方。
因此，《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进行修订时，专门增加了“水下文物”一章，以法律法规来明确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保护水下文物的责任。“十二五”期间，国家选择福建作为水下文物安全监控试点。福建省文物局局长郑国珍介绍说,目前在福建漳州龙海半洋礁海域进行的安全监控试点工作将有效地打击水下文物犯罪，为将来在从辽宁至海南岛的广大水域实行全面监控探索经验。
整合力量也是当前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任务。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在“十二五”期间将集中开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示范意义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充分体现国家战略部署，改变被动、分散的工作模式，指导和协调各地做好相关水域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国家将通过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开展中国古代海防工程调查等重大课题，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提高科技应用水平，带动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本报记者 杨雪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