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广东记者 宾 阳 毕中林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华南敌后建立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在长达8年之久艰苦曲折的抗日斗争中，东江纵队在曾生、林平、王作尧、杨康华等领导的指挥下，积极配合全国各地抗日战场和盟军，英勇地打击敌人，成为蜚声中外的华南抗日战场一支坚强的武装部队，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中，东江纵队机警而出色的情报工作，在整个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赢得了国际友人的高度评价。东纵战士营救了一批国际友人和盟军人员，赢得盟军信任，为建立情报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
初夏的大岭山，郁郁葱葱，绿意盎然，宛如一块晶莹剔透的大翡翠镶嵌在繁华富庶的珠三角大地上。这块饱经烽火洗礼的革命圣地，如今是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人气鼎盛的森林公园。抗日战争时期，正是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小山脉，上演了惊心动魄的抗日游击战，成为当时“敌后三大战场”之一的华南敌后战场的主要阵地。在小山脉脚下的大王岭村，如今还保存着当时的村落布局和历史氛围，2005年9月，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在这里拔地而起，成为华南地区纪念抗日历史的一个地标。
近日，《中国文化报》记者来到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实地走访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旧址——现存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大队部、会议室、大家团结报社、交通站、粮食加工场、操场、医务所、中山书院、连平联乡办事处9处旧址，参观了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现场感受了当年东纵先烈们拯救民族于危难而留下的历史烙印。
据史料记载，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廖承志、潘汉年和张云逸到香港、广州组建八路军办事处，开展统战工作和动员民众抗日，并于1938年4月，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同年10月，日军侵占东江下游各县及广州后，中共中央即电示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东江敌占区开拓游击区。据此，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委派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曾生，率共产党员和香港进步工人、华侨知识青年共30余人到达惠阳县坪山地区，组织人民抗日武装。东江纵队正是在这样的组织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的。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东江纵队的前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第5大队各派出一支武工队进入港九地区，成立港九大队，开展城市游击战。直到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才正式改编为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
东江纵队在同日伪顽军的长期斗争中，逐步建立了整套严密的情报系统。在整个东江敌后，南起香港，北到广州，东至海陆丰，西达珠江东岸，包括粤北沦陷后的北江和小北江地区，遍布着大小不一的情报站。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发展到200多人，这些地下党员不畏个人安危，日日夜夜在敌占区甚至敌人的心脏，为获取各方情报同敌人斗智斗勇。
刺入敌军心脏的利剑
今年95岁的杜襟南，曾任东江纵队司令部机要科科长。5月24日，这位家住广州市白云区的老战士向《中国文化报》记者讲述了抗战时期东江纵队情报工作尘封的往事。尽管年逾九旬，但他的思路清晰，声音洪亮，说起当年的故事，杜老显得格外兴奋。
1940年末，杜襟南由中共广东省委调到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工作，创办了抗战时期广东敌后地区第一份革命报纸《大家团结》报，任报社负责人。“我来的时候省委给了我两个任务：一个是去做东江军政委员会的秘书；第二个就是建电台。但实际上很多时候都在搞情报工作。”
杜襟南说，各部队情报站的工作重点是获取日伪顽军的军事情报，如驻军人数、布控、武器装备、工事设施、战斗力强弱等情况。特别是日伪顽军有行动时，情报人员就要千方百计提前获取其兵力集结、行动部署、进攻时间和目标等准确情报，并抢在敌人行动之前，哪怕是早一天半天甚至一小时将情报送达部队。这对部队迎击敌人能否取胜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在港九地区，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就建立起大队、中队和群众三级情报网，搜集日本占领军的军事、政治、治安、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报。为取得准确情报，港九大队还设法派一批队员打入日本占领军的行政管理机构，或打入情报工作系统，使港九地区形成了有网、有线、有点的情报工作系统。香港九龙的各个角落，几乎都有港九大队的耳目，随时都可以了解到敌人的情况。
何太是杜襟南的老搭档，1921年出生，东莞莞城人，历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战士、班长，《大家团结报》记者、编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电台译电员、新闻文件电台台长等职。1985年，何太从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任上离休。
何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讲解了电台情报翻译的原理。他说：“收报机听不了音乐，只能收电报。我们收了就自己译，那些电码是明码，4个码代表一个字。”何太举例说：延安的“延”字就是“1693”，“安”字就是“1344”，如果要翻译“延安XX日电”，必须记住这些代码才能译出来，“不然只知道信号是看不出什么来的。”
“当情报人员打入敌军内部时，他们就像一把利剑直刺敌人的心脏，让他们防不胜防。”何太说。
李成就是其中之一，他会讲英语和日语，打入了香港日军宪兵部特高课。一天中午，值班的军曹带队下令立即出发，分布到各交通要道、码头缉捕港九大队市区中队的游击队员。李成得到情报后，冒着生命危险直奔设在北角清风街的联络点报信。市区中队及时采取防范措施，使敌人一无所获。他还曾利用职务的机会窃取了一份驻港日军的军用地图副本，交地下党负责人黄施民转黄作梅交美军十四航空队，1944年底至1945年初，盟军据此图炸毁了香港九龙船坞等日军据点。
《东江纵队志》也记载了女情报员文淑筠的事迹。在香港中上环之间半山上一座“儒林台八号”的4层楼上，港九大队女队员文淑筠每天站在阳台用望远镜观察维多利亚港湾日本军舰出港及锚泊的情况，一一记录下来交给市区中队转送港九大队，为后来盟军出动飞机轰炸日军军舰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
启德机场刘黑仔的传奇
在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展厅，有一尊头戴毡帽手握驳壳枪的塑像，神态英武，他的绰号就叫刘黑仔，原名刘锦进。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该馆的讲解员向记者讲述了他的一段传奇故事。
日军自从侵占香港、九龙后，加紧在香港建立空军基地，把九龙的启德机场扩建为空军机场，成为日军经常轰炸和威胁中国沿海及内地、控制南太平洋上空和领海的基地。为了准确有效地炸毁日军的这个基地，英、美盟军曾几次派出情报人员，深入港九地区对机场进行调查和实地侦察，都没有取得成功。盟军情报人员在香港、九龙呆了3个多月，都无法进行调查，结果一无所获。
1942年，英军在广西桂林成立了英军服务团，并在惠阳成立了英军服务团前线办事处。巧的是赖特上校和祁德尊少校正好分别任服务团总指挥和办事处主任，就在他们为无法获得启德机场的情报而犯愁时，赖特上校和祁德尊少校想起了东江游击队，因为他们都是被东江游击队营救出来的，所以对东江游击队极为赞赏和信任。
一天，他们找到东江游击队领导曾生，请求游击队配合他们搜集启德机场的相关资料。
任务落在短枪队队长刘黑仔身上。刘黑仔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日军机场虽然戒备森严，但对附近的小孩儿出入机场难以管束，那些小孩儿经常在机场内玩耍，有时还会偷些废铁等东西出来卖钱。为此，刘黑仔派出小交通员混入小孩子当中反复摸索，不到3天时间，就将启德机场的建筑、构造和火力配备等情况调查得清清楚楚。
得到第一手资料后的英军非常高兴，毕竟他们3个月办不到的事情东江游击队3天就顺利完成了。对此，赖特上校和祁德尊少校赞叹不已。不久派出第十四航空大队在桂林起飞，将启德机场炸了个天翻地覆，使日军遭受重创。从此，东江纵队与英军服务团开始了并肩援救美军人员、互通军事情报的合作。
与美军建立情报合作
东江纵队与英军的情报合作，引起了美军的高度重视。1944年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派遣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考察。美军驻重庆高级顾问史迪威将军与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谈判，要求派8个观察组到中共抗日根据地进行合作。同年10月7日，欧戴易少校负责的美军观察组来到东江纵队，要求进行情报合作。
东江纵队就与美国进行情报合作的问题，向中共中央发去了请示电报。10月13日，党中央回电同意了东江纵队的请示。随即，东江纵队抽调袁庚负责筹备联络处的工作。1944年11月1日，纵队再次就联络处的筹备情况请示中央。中央同意在东江纵队设立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部门，正式任命袁庚为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主管珠江三角洲和广东沿海敌占区的情报和交换情报的工作。
为了保密，东纵司令部转移到罗浮山，欧戴易的观察组对内叫安全保密组，由翻译黄作梅陪同，隐藏在罗浮山北侧的一位地下党员家里。东江纵队在罗浮山上架设电台，通过欧戴易少校与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陈纳德将军和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联系。
郑群，曾任东江后方特委武装工作部部长，东江人民抗日自卫总队队长。他于2005年在《广东党史》杂志中发表了一篇《东江纵队的特点及其精神》的文章。文章中提到，1944年7月，李嘉人、邓楚白带领一批进步青年从桂林到东纵、珠纵参加部队。邓楚白向省临委报告了美军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打击日军，需东纵配合。接着省临委派邓楚白与从珠纵到广州的李嘉人接头，派李回广西联系。随后，经党中央电示同意，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派出一情报组到东纵建立情报合作关系，并设立电台。东纵相应建立联络处作特别情报部门，任命袁庚为处长，黄作梅任联络员兼英文翻译，主管广东沿岸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情报工作。
据《东江纵队志》记载，东江纵队联络处先后向美军提供过日军在香港启德、广州天河、深圳西乡南头机场的图例和说明，以及日军太古船坞建造计划图、日军华南舰队密码、日军神风攻击队K2飞机图纸、广九沿线日军工事图、香港日军海防图等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
黄作梅在《我们与美国合作》等文中写道：“因为这些情报对在华美军当局证明了非常宝贵和有用，东江纵队获得了陈纳德将军、在华美军司令部甚至华盛顿的赞誉。盛赞东纵情报站是‘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它的情报被认为‘在质与量都经常优越’，感到‘极大满意’。”鉴于东纵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1947年英国政府邀请黄作梅到伦敦参加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大游行，并获英皇接见，授予MBE勋章。
虎门情报站的策反故事
在由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主编的《刀锋岁月》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虎门情报站的一段历史。据该书中《战斗在日伪心脏的虎门情报站》一文记载，虎门情报站的工作人员深入敌人心脏，在敌人的眼皮下冒着生命危险以各种职业做掩护搜集情报资料，或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伪的队伍中获取敌情，甚至策反敌伪人员为东纵军队提供情报。
情报员有时甚至单刀直入，控制日伪重要人物，胁迫其提供情报。《刀锋岁月》中记载，虎门社岗地主、太平资本家叶炳荣，是太平荣丰米铺和莞太汽车行的老板，1944年叛国投敌，当上虎门日军“宪兵侦缉队”队长，曾被东纵部队抓获过，本该按汉奸惩处，但他表示悔改并答应为我部队提供情报，被宽大释放。
但此人狡猾，言而失信。6月的一天，新生大队的政委张英同志通知欧培，要设法到“宪兵侦缉队”部找到叶炳荣，限令其为游击队提供情报。在此之前，游击队已经派3个党员打进侦缉队。欧培接到通知后，马上开始行动。他把左轮手枪藏在雨伞中，顺利通过虎门车较场岗哨和虎门医院日军总部岗哨，到达叶炳荣的住处。
当欧培进入叶炳荣的房间时，叶正躺着抽大烟。欧培冷冷地叫了一声“荣哥”，叶炳荣立即脸色大变，伸手向枕下取手枪。欧培压住他的手说：“你不用怕，我不杀你，上级叫我找你有事商量。”他问：“上级是谁？”欧培答：“老模(当地百姓对东纵游击队的俗称)。”
欧培机警地把叶炳荣的枪卸了子弹，丢在床头，然后命令他开车离开虎门到一个山头详谈，他照办了。经过详谈，叶炳荣深知当汉奸没有好下场，表示要将功赎罪，以后保证给游击队提供情报，并约定由荣丰米铺工人王培负责联系和接取情报。从此，叶炳荣不断向游击队提供日伪活动的情报。这些情报先后被送到游击队的史明、张英、李植光等领导同志，为战略方针提供了参考，使部队在战场上取得了主动权。
那些为情报牺牲的烈士
在东莞市大岭山镇大王岭村，记者实地走访了当年情报交通站的旧址。这里较完好地保留着当年商铺的原貌。里面立有一尊掌柜老板的塑像，柜台里陈放着一些当年商品的仿制品。作为情报交通站，这里表面上看就是一间普通的商铺，其实店主就是时刻准备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地下情报人员。
东纵纪念馆副馆长李河清在陪同记者实地走访的过程中，讲述了大岭山当地情报工作的往事。李河清说，有的情报人员遭敌人逮捕而壮烈牺牲，女教师李淑桓就是其中一位。她从香港带了6个儿女回到内地参加抗日游击队。回来后，她在东莞市大岭山区大圹村任教，并负责情报工作。1941年10月顽军进攻大圹村，她不幸被捕。李淑桓痛斥顽军不打日寇专打内战、屠杀抗日军民的暴行，被顽军杀害于大岭山金桔岭村。
东莞石龙镇的张招妹也是因情报而牺牲的另一位女英雄。张的两个女儿李焕章、李嫦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她也在石龙镇负责交通站情报工作。张招妹经常以小贩身份作掩护，把情报藏在发髻里，机警地通过敌人一个个关卡送达目的地。1945年4月，东莞国民党军勾结伪军头目李潮的“抗红义勇军”，由叛徒带路突袭交通情报站逮捕了张招妹，迫使她供出游击队和交通情报站的情况。张招妹受尽严刑酷打而宁死不屈，最后被顽军拖到东江河边枪杀而英勇就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