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汪仲远(汪维恒次子，英语教学专家、民革党员、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教授。他曾跟随父亲汪维恒辗转台湾和上海，在动荡的岁月里，亲眼见证了汪维恒老先生的“潜伏”生涯。)
本报记者 胡晶晶
1948年，解放军渡长江，克南京，挺进杭州，对上海形成了包围圈。眼见国民党退守台湾大势已去，1948年6月，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命令时任国民党南京联勤总部副司令兼经理署副署长的汪维恒前往台湾，出任台湾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供应局局长，负责为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作后勤供应的准备。
陈诚没有想到的是，他信任的老部下，已在国民党军需界供职20年的少将汪维恒，其实是一名潜伏已久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人物介绍
汪维恒(1896~1971年)，浙江诸暨人，原名汪益增，又名汪微痕。
1921年毕业于北京军需军官学校，被派往浙江慈溪县浙军，先后任营、团军需官。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经组织决定，汪维恒跨党加入中国国民党，受命潜伏国民党军需界二十余年，其间历任西北军需局局长、南京联勤总部副司令兼经理署副署长。
1948年，以台湾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供应局局长身份潜伏台湾。
1949年4月，接到组织通知，撤离台湾，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和军需物资。
1949年5月27日，以“投诚”形式，率员与军管会代表交接。直到这时，交接代表上海财政局财政处处长大才子顾准才知道，这位50多岁的国民党少将，是个有着25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
1928年
开始“潜伏”生涯
父亲五岁左右，正值清末，一次爷爷救助了一名受伤的义和团小头目在家养伤。年幼的父亲听他讲了许多清政府如何腐败无能、义和团如何反清、反列强的故事。
反帝救国的思想，早在此时就铭刻在父亲的心里。
父亲的“潜伏”生涯，始于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时期。
1921年，父亲作为北京军需军官学校的第四届毕业生，被派往浙江慈溪县浙军任职。
父亲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宁波地区最早的4个共产党员之一。
1926年，浙军起义失败，父亲回到诸暨。他名义上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台州区党务特派员，实际上同时接受中共浙江省委任务，秘密在当地发展共产党组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父亲任中共诸暨县委组织部长，以县城区小学教师作为职业掩护。
1928年5月，诸暨县委决定发动暴动。然而小学一位党员教师边世民领到武器后无意中误杀了妻子，惊动了当时的反革命政府。暴动计划功亏一篑，中共诸暨县委也因此暴露。
为保存实力，诸暨县委各负责人员迅速撤离、走避。时任诸暨县委书记的金城(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指示父亲，让他利用原军需军官的关系，打入南京国民党军需界，潜伏下来等待组织联络。
父亲从此开始了“休眠”生活，之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与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
这十几年里，父亲心里背负着沉重的压力。他原名“汪益增”，在潜伏国民党的十几年里，为了时刻提醒自己“坚持革命到底”，改名“维恒”。
“维恒”二字，成为他在白色恐怖中坚强自省的写照。
1943年
把蒋介石剿共消息直送重庆
潜伏期间，父亲忙于在南京、洛阳、商丘等地救助、转移走避的地下党员。
他掩护和救助的地下党员，包括诸暨县委书记金城、金坚、金剑鸣、金丁永、周天僇等人。
父亲到了南京，首先找到时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经理处长”的陈良。
陈良是父亲在军需学校的经理处长。他举荐父亲成为胡宗南手下的军需官，随胡宗南转战河南、西安，建立后勤基地。
十年之后的1938年8月，中共南京谍报机关的史永(后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找到了父亲。
史永并不知道父亲之前的“潜伏”历史。但对父亲来说，在长久的等待后，他终于与党组织重新接上关系，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其后，父亲将他所掌握的几乎所有重要战役、国民党军队调动、武器弹药、军队运输补给等情报，源源不绝地传至党中央。
1943年7月，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密令胡宗南准备袭击八路军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南部。
得到消息的父亲焦急万分，立即与小叔借故赶到重庆，与八路军红岩办事处主任钱之光(中共谍报战线杰出领导人李克龙的秘书)联系。
钱之光马上安排父亲与周恩来、林彪、伍云浦等人见面。在短暂的见面里，父亲将西北各省国民党军的兵力、装备、布防调动等情况详细向他们做了汇报。
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八路军部提前做了应对工作。
蒋介石发觉八路军已发现其企图，并做好了准备，因此没有贸然行动，国共合作的破裂时间也得以延迟。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一渡过黄河，蒋介石紧急召开最高级别军事会议，决定由白崇禧任总指挥，率20万大军向刘邓大军发动围剿。
会议结束后，蒋军部队的数量、装备、进攻路线、出动日期等全部计划，很快就被父亲告知了党中央。
1945年
查贪腐查到蒋纬国头上
父亲个子大概在1.7米的样子，平头，粗眉大眼，不苟言笑，不怒自威。他是个注重仪表却不追求时髦的人，站立挺直，不抽烟，不饮酒，也禁止子女抽烟饮酒。
他的清廉正直，在国民党军队中是有名的。
说到父亲的清廉，当年他曾因不讲情面，被蒋纬国一状告到蒋介石跟前。
1945年，父亲接到线报，国民党34集团军某师虚报军饷。父亲立即下令查扣。
经调查，这实际上是胡宗南部队一师长挪用军饷做生意，自制劣质军鞋滥竽充数。当时蒋纬国任一师连长，此事他也有份。
父亲查扣的消息传出，蒋纬国立即密报蒋介石，称父亲扣押、贪污军饷，发放劣质军鞋的罪名也安到了父亲的头上。
蒋介石立即下令，将父亲撤职查办。幸好何应钦极力反对，父亲才得以面见蒋介石，陈述事情经过。
经国民党军政部审核34集团军的军账册，父亲的罪名才得以洗刷。自此，他在国民党军需界名声大噪。
1948年
临危受命潜伏台湾
去台湾，是父亲“潜伏”生涯的浓重一笔。父亲可谓是临危受命。他知道这一去，可能就回不了大陆了。最后，他还是决定携全家赴台上任，为解放事业做必要的牺牲。
1948年6月，父亲接到陈诚命令：去台湾，负责为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作后勤供应准备。
此时赴台，能否再回大陆是个未知数，父亲的心情非常矛盾。但是考虑到国军退守台湾后，军事部署、武器配备、后勤基地等军事情报的重要性，父亲在向组织汇报后，毅然携全家赴台。
初到台湾，我们一家先住在一栋日式花园平房里，装修很豪华。但不久，父亲就执意搬进一栋相对较差的分立式日式平房里，并且一定要和子女分开住。
后来我得知，父亲选择这套新房，一是看中新房隐蔽性强，利于开展地下工作；二是要和子女分开居住，避免孩子无心之过招来的灭顶之灾。
1949年春，他接到史永的一封信：迅速撤离台湾，返沪迎接解放。
他立即着手准备，借口母亲患病，先行返回大陆。
5月初的一天，正在吃午饭的我忽然被人一抱，塞入一辆轿车。随后，一家人乘坐这辆轿车，抵达基隆港，迅速登上了最后一班返沪的轮船。
船舷边，除了船员已经空无一人。轮船启动不久，有一辆轿车飞驰而至，陈诚的夫人奔下汽车，对我们招手：“不要走，危险！”
船终究渐离渐远。至此，我们一家人才有惊无险，回到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