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的证词 文学绝不是消遣
记者 郦亮 尽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萨斯·略萨已经75岁，满头银丝，挪起步来有些缓慢，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所进行的写作事业是微不足道的。“写作是人类发展的组成部分，写作可以培养读者的批判精神。”昨天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作题为《一个作家的证词》的演讲时，略萨如此告诉人们。
略萨已经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那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最早时我总喜欢给所看的故事补充一些东西，或者改变一个结局。”现在通过母亲的回忆，略萨确认自己在文学创作上是早熟的，他对文学迄今依然强盛的激情，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
自己在写作方面究竟有没有天赋呢？略萨对此产生了怀疑。即便他后来去了巴黎，开写人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城市与狗》时，也是写了改，改了写。最终是福楼拜挽救了他。“我看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一些书信。在分析了他小说的构造后发现，最初贫瘠的材料是可以一步一步地建造出一部杰作。”略萨说，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心，他写出了满意的作品《酒吧长谈》。
“文学绝不是消遣！”略萨昨天坚定地告诉人们。经常有人会问略萨，写作有什么用？略萨有时也会看到很多作家将自己置于取悦大众的位置。他对此都很不屑。“写作就是为了让读者快乐几小时？或者让作家在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我更看重的是写作所应有的那些‘后遗症’。”在略萨看来，这些“写作后遗症”正是让人们在读了作品之后觉得“自己的生命和世界并不仅仅是现在这个样子”。
希望不是因为搞错，才把诺奖颁给我
在略萨眼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经常犯错，诺奖总是给了不该给的作家，又冷落了众望所归的作家。“评委会也都是人，难免会有搞错的时候。但我希望，他们颁奖给我没有搞错。”略萨昨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开玩笑似的说。
记者：距去年您获诺贝尔文学奖已有好几个月，这段时间您的生活发生变化了吗？
略萨：还是发生了变化。确切地说，我成了一个受难者。很多人要采访我。新闻记者无休止地向我发问，有些问题是我不愿意回答的。这些都使我无法好好生活，好好写作。有时我甚至想去一个没有记者的岛上生活。但因为1960年代初，我在巴黎就当过记者，所以我对他们也总是很心软。
记者：您15年前来中国，和这次来所感受到的热烈程度截然不同。这大概正是您所获的诺贝尔文学奖所起的作用。您怎么看待人们对诺奖的这种狂热？
略萨：诺奖和其他奖项一样，有时很准，颁给了应给的对象。比如托马斯·曼、福克纳和海明威，这些作家获奖都是众望所归。但我想说的是，更多情况下，诺奖评委们是搞错了。1901年诺奖给了法国作家普吕多姆，这就是一位三流作家，而当年与之竞争的是托尔斯泰。博尔赫斯也完全应该获奖，却没有。所以当诺奖评委会决定颁奖给我时，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评委会也都是人，难免会有搞错的时候。但我希望，他们颁奖给我这件事没有搞错。
记者：现在很多作家难以靠写作养活自己。他们为此而抱怨文学的式微。您怎么看待文学的前途？
略萨：将精力100%地投入写作是不可能的。因为写作不能解决吃饭问题。我最初写作时就不得不依靠7份工作来解决温饱问题。我19岁大学还没毕业就结婚了，必须靠打工才能养家糊口。于是写作只能通过业余时间进行。现在很多作家不喜欢做那些用来糊口的工作，但是在结束工作后能进行愉悦的写作，这可以看成是对生活的一种补偿。一个作家若总是在一个很顺利、经常被表扬的环境中写作，往往写不出好作品。我倒是认为，有小的困难，然后去战胜它，对人有好处。因为这能使人的创作精神发挥出来。
记者：评价下您所熟悉的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作家吧？比如与您同时代的马尔克斯。
略萨：马尔克斯出生在一个哥伦比亚的小省份。原先他不怎么为人所关注。真正的转变是在《百年孤独》。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棒的小说，很独特。各种各样的读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想看的，也吸引了人们去看更多的拉美文学。这些“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作家大家彼此都不认识。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一批人突然就冒出来了。
记者：您之后的创作计划是什么？还会写爱情小说吗？或者回忆录？
略萨：你知道写爱情很难，因为爱情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之中，很多问题都讲过了，想写好不容易。但我不排除再写爱情小说的可能。至于回忆录，我已经写了一部了，叫《水中鱼》。回忆的是我从政的一部分经历。但我的生命还没有结束，我希望它能够持久点，让我有更多的经历可以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