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叔衡的故居经过修缮后，如今已成纪念馆。本报记者 孔璞 摄
何叔衡虽是秀才出身，但却积极参与新事物，毛泽东筹办新民学会，他也鼎力支持，后任执行委员长。插画/金锐 王金花
新民学会旧址
何叔衡（三排右一）与新民学会会员的合影
何叔衡牺牲后3年，一直在寻找他下落的好友谢觉哉，突然从毛泽东口里得到了他的死讯。
那是在1937年纪念建党16周年的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为革命的牺牲者致哀时，突然提到了何叔衡的名字。
1935年，为了不连累一同转移的战友，何叔衡在福建长汀跳崖后牺牲。尸骨无人收殓，终难以寻觅。
谢觉哉呆住了，他想起年轻时与何叔衡的戏言：后死者要为先死者做传。
那时，谢觉哉只有二十五六，当即吟出四句挽联赠与长他八岁的何叔衡。何叔衡听罢哈哈大笑，说“很好。”
那副被何叔衡赞为“很好”却无处可寄的挽联是四句成语：“即痛逝者，行自念也。名之所至，谤亦随之。”
何叔衡年轻时名满乡里，中年名满湖南，老年名满党内；而反对他的声音也如影随形。1935年，被派往白区途中遭国民党围堵跳崖牺牲。
谢觉哉说，挽联的后面两句正是何叔衡一生的写照。
“穷秀才”造反
1902年，何叔衡考上秀才，当年娶妻。县里给他下了掌管钱财的委任令，但他深感“世局之汹汹，人情之愦愦”，拒不到任。在父亲的骂声中，何叔衡回乡种地教书。
在乡间任教时，何叔衡与其他三位志同道合的秀才结为拜把子兄弟，他们就是被合称为“宁乡四髯”的谢觉哉、姜梦周和王凌波。
这几位秀才虽然也是长袍马褂，说话之乎者也，但在思想上却与其他科举出身的旧文人格格不入。他们都不愿为官，却关心政局，聚在一起时常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乡邻们称呼他们为“穷秀才”，许多人觉得他们没有能耐。
1906年，这几位文绉绉的“穷秀才”做出一件震惊乡里的事情。
这一年宁乡遭灾，在何家祠堂做工的贫农余老伯偷祠堂的半担积谷被捉住，何氏族长决定将他沉塘处死。
何叔衡得知后，立刻让学生四处通知自己的把兄弟，几个人一起赶到何家祠堂，他们远远就开始高喊：“放人，快放人！”
一群长袍秀才的突然闯入，令在场众人目瞪口呆，大家眼睁睁看着何叔衡给余老伯解开绳索，竟没人阻拦。
何叔衡将余老伯带走时，回身恭恭敬敬作了个揖，然后向何氏宗亲恳切陈述余家的难处，说得在场许多人红了眼圈，族长无奈，只好免了余老伯的罪。
除了在乡间推动民风革新，“宁乡四髯”也在他们工作的云山学堂积极推动学校的改革。
辛亥革命后，在何叔衡等人的倡导下，学堂组织了学生会，进步师生一起反对尊孔读经，提倡写应用文，开设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何叔衡还带着学生们上劳动课，植树种草绿化校园。
何叔衡的改革很快遭到新来校长的反对，他当着学生的面斥责何叔衡“公然造反”，何叔衡怒而辞职。
1913年春寒料峭中，37岁的何叔衡决定赴长沙求学。
他夹着包裹雨伞，在妻子的目送下走出了山村，也走出了宁乡。他走向了一片全新的世界。
计驱张敬尧
1913年，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成为学校里一名大龄学生。
在第一师范，他认识了毛泽东。年近40岁的何叔衡喜欢抨击时弊，比年轻的学生还要激进。在校园的辩论活动中，这一对年龄相差17岁的朋友时常站在一起。
1914年，何叔衡毕业后拒绝了父亲叫他回乡的请求，留在长沙楚怡学校教书。在楚怡学校，何叔衡总是青布长袍、砂锅小帽，一副乡间老学究的模样，但他却积极参与新事物。他常和师生们一起跳集体舞，他笨拙的动作经常引得大家捧腹大笑，但他却不以为意。
毛泽东和蔡和森筹办新民学会时，何叔衡对这一新事物也积极支持。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新民学会的组织下，湖南也爆发了大规模学生运动。当时湖南督军皖系军阀张敬尧武力镇压了学生运动，导致流血事件。
当年12月，军警再次打伤请愿学生和工人后，新民学会在楚怡学校开会，何叔衡主持研究具体的“驱张”事宜。
向皖系军阀吴佩孚请愿，是“驱张”的既定方针，何叔衡希望利用吴佩孚的势力打压张敬尧，但吴佩孚并不表态。何叔衡于是拜访了当地著名乡绅———夏明翰的爷爷夏时济，希望他推动吴佩孚做决定。这一举动让夏明翰大发雷霆。
“你为何与夏时济勾结？”夏明翰劈头就问。
何叔衡得知夏明翰对夏时济颇为不满后，笑着问，“吴佩孚比起你爷爷如何？”
“比起吴佩孚，我爷爷当然还好。”
何叔衡说，“既然如此，吴佩孚我们还要争取，利用他的力量‘驱张’，更不要说你爷爷了。”
三言两语就让夏明翰消了火。在他们的努力下，夏时济领衔湖南衡阳15位知名人士联名向北京政府通电，声援“驱张”。
何叔衡随后赴湖南郴州请湘军首领谭延闿策动吴佩孚武力“驱张”。
谭与北洋军阀本有仇隙，吴佩孚与张敬尧也有不和，在何叔衡的联系和推动下，谭与吴很快达成协议。1920年5月，两人同时出兵，将张敬尧赶出了长沙。从此湖南开始了“湘人治湘”。
反对教条主义
谭延闿统治湖南初期，任用了一批开明人士，何叔衡也被安排去办湖南通俗报。但很快就因为提倡“自治”、“民权”而被撤职。
1920年冬，湖南成立党小组，何叔衡再一次站在新事物的一边，他是最初6个发起人之一，并于第二年7月参加了中共一大。
何叔衡是职业的革命家，但他对妻子袁少娥和儿女饱含深情，非常牵挂。每次回家，他都要帮着干活，尽量让妻子歇一歇。
1927年，大革命失败，何叔衡逃离湖南，赴苏联读书。袁少娥不识字，何叔衡到苏联学习后很久不能回家，每次给儿子写信，最后总要写两句话给妻子，让儿子念给妻子听。
他还要求儿子，在回信时把妻子想说的话一并写给他，而且尽量记录妻子的原话。
在一封信的结尾，何叔衡问妻子：“我要问您，假如我遭到了危险，您是求死呢，还是求生呢？请您答复我！”
袁少娥的答复已无处可知。何叔衡的孙子何汝惜记得奶奶很珍惜那些信，他记事后也会偶尔让他父亲何新九拿出来读。何叔衡那些灼热的话语，何新九读来有些别扭，但袁少娥却每次都听得落泪。
1931年11月，何叔衡奉命进入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那里他当选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
何叔衡的古道热肠令他一到苏区就和教条主义发生了冲突。当时《土地法》刚刚颁布，里面有一条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何叔衡对这一条非常不理解：如果地主不分田，他们吃什么？如果叫他们给别人耕田，他们不是又成为别人的雇工了吗？革命不是要实现社会平等吗？
但何叔衡这些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受到了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评。热血洒长汀
但不久何叔衡就发现，与土地政策一脉相承的是严厉镇压反革命势力这一左倾方针。作为判决的复审工作负责人，何叔衡发现送到他手中的死刑判决越来越多。
1932年10月，何叔衡收到了会昌县苏维埃送来的死刑判决。只要何叔衡朱笔一点，就可以执行。但何叔衡仔细阅览了全部材料，发现所谓的犯罪，大多是偷鱼偷牛的琐事，他立刻批示不能处死，改换主审人，重新审批。
判决书中充满了各种口号标语，说嫌疑人“藐视国法”。何叔衡不客气地批示道：“我们没有颁布什么‘国法’，他到底藐视了何国的法？还请你们回答回答。”
何叔衡“慎杀”的做法受到了当时左倾思潮主导的中央的严厉批评。外表守旧多礼的何叔衡，这次却并未表现得如谦谦君子，他不仅拒绝接受这些批评，而且起身一一反驳这些批评他的年轻人。
会议开了几天，但何叔衡始终坚持他的观点：阶级斗争不能代替法制，也不能排除人道主义。
1933年底，何叔衡被撤销了一切职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转移时，何叔衡被留在根据地。
当时，何叔衡、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徐特立并称苏区的“五老”。何叔衡身体不错，他为转移还准备了两双草鞋，但不料五人中只有他被留了下来。
谢觉哉如此描述那次分别：“习惯了患难中分手，患难中相逢，又患难中分手的我俩，虽然不知道会面何时，但却保持着严肃与沉默。”
苏区沦陷后，何叔衡虽然年近花甲，却每天拄着拐棍到各村去做动员工作。许多同志看到村路上他清瘦的背影，都忍不住辛酸。但没过多久，他又被派到白区工作。
1935年2月24日，在向白区转移的过程中，何叔衡等人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围堵。为了不连累同志，何叔衡跳崖自杀。
【人物志】
何叔衡
生于1876年，卒于1935年，湖南宁乡人。新民学会骨干会员，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1935年2月，途经福建长汀时，为敌人追捕，英勇牺牲。
他是清末秀才，深感“世局之汹汹”而不愿为官；他是教书先生，却比青年学子更激进。他投身革命，却坚持人道主义；他为实现社会平等，“流尽最后一滴血”。
追忆录
“太爷给太奶的信饱含深情”
在解放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何家人是不提我太爷爷何叔衡的名字的。
那时，他已经出去革命很多年了，一直没有任何信回来，家里人都猜他可能是死了。家里人只知道他是出去干革命的，但并不知道他干了大事。
当年，太爷爷在我们乡间的威信很高，他是教书的，周围的人都很尊敬他。但是他不肯在家乡呆，他很倔强，做事坚决，家里人都劝不了他。
在他出去的头几年，他还偶尔回家，不时还有信回来。我爸爸的名字——何汝惜，就是他写信回来取的。
爷爷跟我们说，太爷爷的信上总会有几句话是写给太奶奶的，太奶不识字，都要爷爷念给她听。太爷爷有些话写得很有感情，爷爷念起来会有点不好意思。
太爷爷对太奶奶很尊重，虽然他们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太爷爷对他的孩子们也很温柔，从来不打骂他们。
直到解放后，我两个也在外面参加革命的姑奶奶（我爷爷的姐妹）回来，我们才知道太爷爷曾经做过大官，当过内务部长。后来，每到过年过节，地区和中央都会派人来慰问太奶奶。
家里人一直住着老房子，因为人口增加，又加盖了一部分，后来老房子成了故居，政府给了一笔钱，让我们在后面又修了一栋房子，老房子就恢复原样了。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被请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还参加了座谈会。党早期领导人的后辈都被邀请过去了。很多人的后辈现在都是大官了，我坐在他们中间很不好意思。
讲述人：何叔衡曾孙何顺民 本报记者 孔璞
纪念馆
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旧址，及何叔衡（三排右一）与新民学会会员的合影。1918年，何叔衡与毛泽东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并于1919年担任新民学会执行委员长。军阀张敬尧在湖南民怨极大，长沙市民曾组织过两次“驱张”运动，都未成功。
在新民学会的全面领导下，湖南全省37所学校全部派出部分师生，组成6个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湖南衡阳等地宣传“驱张”主张。
在“驱张”运动中，衡阳代表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当何叔衡回到长沙时，毛泽东称赞何叔衡：“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伟大历程
依法治国
走出“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中国，无比热切地呼唤着民主和法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掷地有声的讲话，拨正了法制建设航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郑重地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伟大任务，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开启了崭新征程。
1979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刚刚成立，就着手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的修改和起草，创造了4个月制定7部法律的立法佳话，迈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步伐。
“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定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也确立了法制建设的新方向。
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陈胜华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任务，到十五大明确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这是党深刻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为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平稳推进改革开放大业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2003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新征程。
到2011年2月，我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239件、行政法规70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一个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实现。新华社
□本报记者 孔璞 湖南长沙报道
感谢湖南宁乡县文物局提供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