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了中国话剧艺术的最高水平
(戴平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戏剧评论家)
总政话剧团在我们戏剧界一直是受到仰望的高地，我们上海戏剧学院一直以有毕业生能够进入总政话剧团工作为荣。
总政话剧团送来的三台精品，不管是表现领袖伟人，还是普通的农村基层支部书记、部队复员的军官，他们以高尚理想、道德情操、大爱情怀，谱写了我们共产党人的正气歌。总政话剧团为他们树立丰碑，高举话剧前进道路上的大旗，撞击了当代人的心灵，拷打了我们的艺术良心。
我们的震撼和感动还在于戏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整体的创作水平之高体现了当代中国话剧的最高水平，也为我们树立了标杆和丰碑。他们坚持了崇高的理想，同时是从生活真实当中、从平凡的人当中提炼挖掘出崇高的思想和境界。他们真正体现了艺术家的历史责任和良心，及社会自觉。
戏剧到底还要不要有教育功能？戏剧工作者到底还要不要提倡理想、志向？要不要歌颂民族的英雄？要不要有一种提升和荡涤、净化观众心灵的作用？我觉得总政话剧团给我们做了最好的回答，他们不但做到了，而且因作品极高的艺术性受到普遍的肯定。
艺术家的社会责任
(韩生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舞台美术家)
最大的启示是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从哲学的角度，社会责任不能仅仅理解为政策方针、政策导向，甚至是对艺术创作的限制，而恰恰体现了深层艺术规律的内在要求。从伦理的角度，要求艺术家有社会责任。我们拥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所经受的观念跌宕、所经历的心理落差，是这个特殊时代所赋予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宝贵的馈赠。艺术家也是社会和时代共同的亲历者，应该通过艺术，提供给受众和自己能量的释放、心灵的慰藉、思想的分享。从艺术的角度看，当代的社会极其精彩，现实当中发生的一切远远比剧场里感受到的要精彩得多，也比电视屏幕上精彩得多。生活留给我们许多的课题要去解答。
其次的启发，是平凡和伟大。所谓的普通人，因其人格的超越会得到社会的尊重，《生命档案》、《黄土谣》都体现了平凡人的崇高性，也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人生幸福。
调整方向，振奋精神
(罗怀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剧作家)
看戏的进程中，我思索了一些问题：其一，怎样认识我们上海都市的观众。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误以为上海的都市观众喜欢商业化的戏剧、喜欢市井的情调、喜欢暧昧的情绪，而不喜欢壮怀激烈的、充满理想主义的作品。事实上，三部作品的剧场反馈改变了我们的偏见，剧场内的观众，无分年龄，无分职业，都被舞台上传达出来的高尚精神所统摄，而且我也不断地收到80后、90后年轻一辈的青年观众的激情反馈。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保留着最敏感、最神圣的部位，而这些部位需要艺术家用作品去激发，总政的三台戏就激发了这座城市中久已有之，但是已经久违了的大情怀、大情感。所以，总政三台戏在上海找到了它的观众，上海的观众也找到了他们心仪的戏剧。
其二，俗说话，缺什么补什么。作为上海戏剧创作界的一员，我一直思索，我个人的创作，我们上海戏剧的创作，这些年缺少什么？缺少像总政话剧团三台戏之中蕴含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时代意识。我们也容易迷失，尤其在当今泛娱乐化，泛市场化的文艺风气之下，刻意追求看得见的票房，而忽略了看不见的市场。我们有时会误解市场，以为看得见数得清的才是市场，而对戏剧的责任和观众看待戏剧的信心却时常漠视，在一场场计算票房的同时，我们可能正在失去永久的市场，因为我们放弃了用戏剧慰藉人心培育精神的责任，所以我们最终将在失去市场的同时失去戏剧。
总政话剧团的三台精品力作，也让我们看到自己身上逐渐缺失了的对艺术、对人生、对历史一种较劲儿的精神。希望我们能很快地调整方向，振奋精神，在不久的时间内，上海也能产生和总政三台作品气度相当的作品，到北京去开上海作品的研讨会。
高举崇高的旗帜
(荣广润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戏剧评论家)
总政话剧团高举崇高的旗帜，用他们的艺术才智全身心地反映和表现，很令人钦佩。在当今社会，把生活中的真善美，以及生活中应该存有的民族精神，形象地传达给每个人，有极大的意义。但是并不意味着你要表达崇高，崇高就一定感人，创作者本身把崇高当作虚假、为了功利的目的去写崇高、甚至自己不相信崇高的时候，“崇高”就变成空泛之物。而总政话剧团的创作团队对生活有非常真切的了解和非常深入的感受，创作过程中没有把事情简单罗列，而是发现了这些事情、这些人物背后真正的意义、真正最动人的东西，这是最可贵的。我们写崇高，不能回避高度，一定要深入研究到这一个崇高事件背后的生命意义、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