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受党委派来上海当老板
朱少伟
1925年冬，正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毛泽民接到党的指示，来沪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兼所属公开业务机构上海书店负责人。
上海书店成立于1923年11月，店址设于沪南小北门民国路振业里口第11号(今人民路1025号)，此系沿马路的老式房屋，单开间门面，有一楼一底加弄堂过街楼；门口挂着一块蓝底白字招牌，店堂两侧放置木框玻璃书橱，为转移鹰犬们的视线，在醒目处摆出新文化书社、民智书局、亚东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该店曾在上海《民国日报》登载广告，阐明宗旨：“我们要想在中国文化运动上尽一部分的责任，所以开设这个小小的书铺子。我们不愿吹牛，我们也不敢自薄，我们只有竭我们的力，设法搜求全国出版界关于这个运动的各种出版物，以最廉价格献于读者之前，这是我们所愿负而能负的责任。”该店的印刷、发行的具体事宜，由徐白民(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执行委员)主持；编辑方面的事宜，则由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分别承担。对于毛泽民来说，眼前的工作显然是十分陌生的，但他凭着勇往直前的顽强精神，认真摸索规律，广交业内朋友，出色地担负起了党的“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
上海书店的主要任务是出版发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如《向导》周刊、《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等，以及共青团中央的《中国青年》周刊等。此外，该店曾重印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并陆续出版一些新书，其中有瞿秋白等的《社会科学讲义》、《社会科学概论》、《国外游记汇刊》、《新社会观》，恽代英等编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平民千字课》，施存统的《世界劳工运动史》，李求实编的《革命歌声》，沈泽民译的《恋爱与道德》，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蒋光赤的诗集《新梦》等；还陆续推出《将来之妇女》、《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关税问题与特别会议》、《青年工人问题》、《显微镜下的醒狮派》等六种“中国青年丛书”，《不平等条约》、《中国关税问题》、《反戴季陶的国民观》、《论北伐》等四种“向导丛书”，合计逾30种。该店很多出版物都由党内同志编写，装帧讲究，销量较大，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屡次重印。为了方便读者，毛泽民不仅对申城发行网络进行调整，还四处奔波使外埠分销处扩展至全国二十余个城市，连巴黎、柏林也有代售处；这样一来，出版物尚未印刷即能收到上千元预付款，他得以用这些钱缓解周转金的紧缺。
毛泽民根据地下斗争的需要，化名杨杰，以印刷公司老板身份为掩护，时而穿长衫马褂，时而是西装革履，忙于出入申城的一些报馆、书店、发行所和印刷所联系业务。党组织经过研究，把上海杨浦怡和纱厂工会骨干、中共党员钱希均派到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做他的助手，两人假扮夫妻掩护机关。他一见到这位年轻女工，就语重心长地叮嘱：“关于你的工作，除了搞好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要经常去中央机关及一些领导同志的家中联络。这个工作更重要，机密性更强。做好这一工作，一方面要灵活，同时还要严格保密，尽量减少社会关系，少与别人来往……”他们志同道合，在共同的学习和工作中互相关心体贴，翌年两人结婚。据钱希均回忆，那时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机关、印刷厂分别设于上海大通路(今大田路)大通里、斯文里，上海山海关路的一个作坊则是分发秘密文件的基地。1925年12月至1927年4月，这对革命伉俪一直寓居大通里；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来沪主持制定《目前农运计划》时，也住在这里。
由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各种革命书籍的发行逐渐扩大，上海书店原有印刷能力已无法满足需要。经请示上级，毛泽民很快又在上海新闸路培德里建起一个印刷所，它直接由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他清楚地意识到，想顺利完成繁重的印刷任务，除了需要印刷设备，还得物色一些具有革命觉悟、严守组织纪律的印刷工人。于是，他给家乡韶山党组织写信，同时派人前往，要求选派几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充实力量；韶山党组织马上派毛特夫、毛远耀、谭熙春等来沪，进秘密印刷所工作。他从不搞特殊，只要有空就和工人们一起苦干，所以深受大家的爱戴。
上海书店的影响日益扩大，使军阀当局很惊慌。1926年春，淞沪警察厅找借口查封该店。《中国青年》周刊很快对此予以抨击：“直系军阀孙传芳以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的罪名加之本刊，因而封闭受本刊委托代收发行兼编辑通信的上海书店。军阀以武力摧残我们，适足反映出中国革命运动之进展。然而革命的势力是摧残不了的：从此本刊将益自策励，领导青年作革命的斗争，我们被军阀的摧残，或者增加了读者对我们的信心。我们希望读者与我们的努力，能战胜一切压迫与黑暗。”毛泽民立即在沪另设相关实体，使各项业务不处于停顿。不久，他奉命赴汉口创办长江书店，作为上海书店后继者。从此，他频繁穿梭于沪鄂两地，千方百计调运印刷物资，动足脑筋打通发行渠道。其间，他还在上海新闸路西新康里设大明印务局，在上海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瑞和里设瑞和印刷所。他到任一年，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作内部结算，已盈余一万五千余元；当中共中央机关派会计人员进行核查，得出的结论是财、物两清。
1927年初，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毛泽民不断拓展出版发行业务，使党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销量猛增，如《向导》每期的发行数达八万份，《共产主义ABC》一书半年内在全国售出三万余册。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至11月，他重返白色恐怖下的申城，仍从事党的出版发行工作。1928年夏，他在上海爱而近路(今安庆路)春晖里建起党组织最大的印刷机构——协盛印刷所，秘密印刷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和党内刊物《中央通讯》；还曾以《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平民》等伪装封面(甚至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央半月刊》封面)来迷惑敌人，从而确保出版物安全送到党内同志和进步人士手中。四个多月后的一天夜晚，特务对协盛印刷所生疑，他被抓走后泰然自若，不漏破绽，咬定自己只是个为了赚钱而开印刷所的普通老板。特务见弄不出什么名堂，企图大敲竹杠，就以“印赤色刊物犯法”为由，索要十万元“罚金”。他随机应变，假装愿意出去设法筹款。特务认为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就将他暂时释放。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他一边公开登报拍卖印刷所，迷惑特务；一边加紧拆卸印刷设备，隐藏于别处。隔了几天，特务到印刷所拿钱，不但找不到“杨老板”，连机器也毫无影踪，这才知道上了当。1929年初，他带印刷所部分同志和机器悄然前往天津；党组织则在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762号另设华兴书局(曾使用春阳书店、启阳书店、浦江书店等名称)，印刷、发行《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主义之解剖》、《世界职工运动概况》等一大批书籍(被查禁的出版物就达四十九种)，还出版过《共产国际》月刊和《瀛寰》半月刊。
1931初，毛泽民再度抵达申城，与瞿云白(瞿秋白之弟)、钱之光一起在沪筹建党的秘密印刷厂。钱之光的《党中央在上海的秘密印刷厂》回忆：“这个厂在齐物浦路周家嘴路元兴里146号至147号。印刷厂有两楼两底的两幢房子，紧紧挨在一起，对外是两家，即一边是印刷厂，一边开了一个绸布庄。瞿云白负责印刷厂内部的工作。我负责印刷厂对外的工作，同时还管理绸布庄的事情。我那时化名徐之先，由毛泽民同志领导。”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党组织马上通知毛泽民离沪转移到香港，他旋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