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为介 画主席像并非全部写实
半个世纪前，中国百姓把对共产党的热爱凝聚在对开国元勋的仰慕之中，悬挂领袖画像成一时风气。但新中国百废待兴，当时的彩色印刷设备不能完成大幅绘画肖像的印刷，手画的领袖画像一时也供不应求。王其智说：“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画领袖像，那时党政重要机构和驻外使领馆都会在显著位置挂领袖像。”
伟人肖像画室的画家们与普通画家不一样，他们虽然以照片为基础进行艺术创作，但更要注意表现领袖的神态和风采。曾任伟人肖像画室领导的张振仕对画室的画家们说：“周恩来总理建议画伟人肖像要到中央美术学院肖像画室来，这是对我们极大的信任。我们不只是要对着相片画得像，而且要以艺术的高度去创作出既形似又传神的领袖风采来。”
天安门城楼中央悬挂的毛主席像曾几度变更。最早画像中毛主席戴八角帽，后来变为免冠侧面仰头像。后又变为侧面分头平视像。最初悬挂的画像，相框的上沿一度超过城墙上沿，后来才决定把画像降低悬挂位置。
王其智进入画室后，从新交到画室的毛主席照片中可看出，毛主席的形象又有了一次新的变化。这时，中央将创作毛主席新画像的任务，交给了张振仕老师带领的王其智、金石创作小组。能给毛主席画天安门城楼上的油画肖像，王其智十分激动。王式廓听说此事后也叮嘱他：“你要认真研究，仔细创作好毛主席像，把学习到的绘画技术都用上，多向老师、前辈学习。”
张振仕老师带领王其智、金石，三人在广场各个角度察看比照。因为广场空间大，为弥补视觉效果差，实际画像时比照片要略有改动。主席像的脸略加长一些，脸的颜色相对来说上部偏红，中部偏黄，下部偏青，下巴上的痦子适当缩小而且色彩还要偏淡。人像头顶的天空留多一些，远看显得开阔。
在研究过程中，王其智提出个大胆建议，主席的服装不要像照片那样有兜盖。如果画上兜盖又画不全，好像衣服上有个补丁，影响画面效果，这是艺术地表现领袖风采的需要。大家试画了几次，效果不错，领导来审查时也认可了。
刚开始创作毛主席油画肖像时，王其智天天在画室里研究，什么都顾不上。一次，王其智画了一半，退到远处看看效果，一回头看到父亲站在门旁，微笑地冲他点了点头。“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更不知道他到底来画室看过多少次，但我知道，父亲始终关心着我的绘画。”王其智说。
过了段时间，他画了一张小一点的毛泽东油画肖像给父亲看，父亲用画笔添了些红色在画像脸部改了又改。王其智很奇怪，父亲解释，自己几次去天安门特意看了他们画的毛主席肖像，因为天安门城楼的颜色红得强烈，画像脸部颜色相比显得浅了，少了精神，只有脸部色彩加红才能突出效果。这让王其智大受启发。
■标准为纲 所画主席像能装一车厢
领袖画像，并没有任何机构发文确定标准。但张振仕领导的伟人肖像画室创作的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油画肖像，成为此后多年毛主席油画肖像沿用的标准。王其智正是参与这个标准创作的三个主要人物之一，也是现在唯一健在的一位。
王其智说，那时候画一幅六米的毛主席像，画布上都要打好方格，确定好之后不会再动。“比如眼角的位置在哪个方格的哪个位置，以后无论画像大小，都是固定的。”剩下就是分工合作。王其智个子高，攀上高梯，画上半部分，金石个子矮，画下半部分。“合作熟练了，两个人从不同方向画，但颜色还能接上，一点偏差没有。”王其智回忆时，也带着得意。
为领袖画像，有很高的荣誉，但也承担一定的风险。当时很少有这样的巨幅画像，而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无论远看、中看、近看，还是阴天、晴天，都要逼真，这必须发挥想象力进行创作，不可能完全临摹照片。有一次，细心的周总理路过发现，主席看上去不够精神，要求修改。王其智等人仔细观察发现，是亮面上的眼睛眼窝画浅了，把眼部阴影加深后，两边的眼睛看上去就对称了。王式廓也叮嘱儿子，绘画要讲求写神，画好形象不难，神似才是最高阶段。要画出领袖的风采，画出伟人的气韵，把人的气势气度画出来，而不是简单的照葫芦画瓢。
王其智回忆：“从一参加工作开始，我就画大型的领袖像。要站着画，还要爬到架子上去画。可以说，我这一辈子都是站着干活，爬上爬下地搞创作。”因为油画注重远距离的效果，他画完一部分，就要从三四米高的画架上爬下来，跑到远处看看效果，再跑回来爬上架子继续画，一天要跑30多趟。
一次，西哈努克亲王访华，机场上要竖起6米高的毛主席和西哈努克亲王的大幅画像，迎接贵宾到来。第二天早上飞机就到，头一天下午4点多王其智和金石才接到任务。“现场搭起画板、画架就需要两三个小时，第二天10点就要举行欢迎仪式。用油彩画画时，会滴到下面画框上，油漆工老师傅还要留出两个小时来补画框的油漆。也就是说第二天早8点得交活儿。”王其智说，他和金石一晚上就在首都机场广场上分头作画。当时天下着小雪，画家只能在为画板临时搭的席棚里作画，尽管手脚冻得麻木了，因为紧张，居然头上和背上画得冒了汗。
“这真是最紧张的一次，现在想想都是奇迹。当时根本没有考虑不可能，因为必须画完。”王其智说，“第二天8点多，席棚一拆，像画得挺好的，没耽误国家外交大事，金石和我都乐了。”
每完成一幅巨幅肖像，王其智都累得半个月抬不起胳膊，更不用说巨大的政治压力、精神压力和体力消耗。王其智先后绘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孙中山、周恩来等多位伟人画像，从北京站的8米巨幅主席像，到人民大会堂、新华门、政协礼堂等处，都有出自他手笔的伟人画像。1999年，《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王其智，得知他画的毛主席像多得可以装满一火车厢，却不计报酬，不禁啧啧赞佩。
■薪火相传 《血衣》成绝笔《心愿》谱新篇
1972年，刚刚从牛棚放出来的王式廓，得知王其智一直坚持画毛主席肖像，还利用业余时间去油画写生，脸上露出多年未见的笑容。
刚刚恢复工作的王式廓，迫切地想把素描《血衣》画成油画。为了尽快恢复体力和画画的感觉，王式廓一方面加强身体锻炼，一方面天天作画，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氛围。1973年的一天晚上，王式廓告诉正在作画的儿子，自己明天要去河南搜集《血衣》的素材。王其智放下手中画笔，打开父亲的画箱，将要带的颜料的铅封口，一个个切开，把父亲绘画需要的东西，一一摆进画箱。王其智没有料到，父亲在河南短短20多天内，画了70多幅画，甚至每天要画六七张人物肖像，终于倒在画架旁。这一次离别，终成永别。
上世纪70年代初，王其智等人受邀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井冈山风景油画。当年上井冈山的路崎岖不平，处处杂草丛生，路况不明，他们在山民的陪同下徒步上山，深一脚浅一脚并借用木棍来打草惊蛇。由于路险，他差点掉下山崖，但终于克服了许多困难完成了写生的任务，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巨幅风景油画《井冈山》。在当地领导和他们这些青年画家座谈中，一位当地的领导说：“当年有一位大画家叫王式廓，他来井冈山写生之后完成了著名的油画《井冈山会师》，你们这些搞美术的小伙子，应该都知道吧？”在座的青年画家都笑了，指着王其智说：“何止是知道王式廓，他就是王式廓的儿子！”
上世纪50年代，王式廓的油画《井冈山会师》广为人知，还曾作为建军30周年纪念邮票的画面。十几年之后，王其智也赴井冈山写生，创作出油画《井冈山》悬挂于人民大会堂贵宾接待厅，成为国家领导人接待外宾时的背景油画，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就是在这幅画面前开始商讨香港回归问题。父子两代画家，一次次在历史中暗合、交会。
“父亲不仅在绘画手法上给我中肯的指点，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在为美术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上，他是我的楷模。”王其智说，“我父亲教我画画，我上学又学画画，毕业后领导上分配让我画画。我这一辈子就会画画。现在虽然一把年纪了，画画是我唯一的兴趣所在和生活的主要内容。”
这是王其智的肺腑之言。时间也见证着他将这一诺言的兑现。
上世纪80年代，王其智已由工作岗位上离休，再也没有谁给他分配画领袖像的任务了。但王其智还陆续创作了国家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的油画巨作，其中影响最大的一幅叫《心愿》。
《心愿》是反映邓小平看香港回归的作品。王其智看到改革开放后国家的强盛，看到一国两制政策落实和香港的回归，打心眼儿里觉得邓小平确实是伟大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生前希望在香港回归时，能踏上属于中国自己的领土香港特别行政区看看，但小平同志没有等到那一天就走了。作为画家，我有责任在美术作品里实现小平同志的夙愿。”于是，一幅名为《心愿》的油画作品完成，画中香港维多利亚海湾蔚蓝的海水和岸边林立的高楼大厦衬托出邓小平的微笑和自豪。
直到最近，王其智仍在创作新的伟人油画。他把家里最大的客厅当做了画室，画室里挂着多幅油彩的领袖画像，画案上既有中国的文房四宝，也有油画笔、油彩和调色板。81岁的王其智说，自己每天仍然保持6个小时的创作时间，他还要创作许许多多作品。
今年5月6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隆重举行“王式廓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并同时举行“从延安到北京——王式廓百年纪念展”开幕式、纪念王式廓百年诞辰座谈会、王式廓艺术成就学术研讨会等，以多种形式纪念缅怀王式廓先生。教育部、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多家单位联合举办这样大型的纪念活动，实属难得。原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靳尚谊说：“王式廓的艺术高度至今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
81岁高龄的王其智来到父亲作品展览的开幕式。作为王式廓唯一的儿子，一向低调的他，认真地观看着父亲的画作。在父亲创作的版画《毛泽东像》前，他抬起手指着这幅画述说其中的故事。有观众认出他来，要求在画像前合影，老人虽很疲惫，但却一一满足要求。
在王式廓百年纪念展举行的同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中国油画展”也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王其智的三幅油画巨作《毛泽东肖像》、《心愿》、《传承》入展。一家两代画家，同时在北京重大美术展览上展出，父子再度精神相会。
“近40年来，对父亲的回忆常常伴随在我的生活和工作中。”老人说这话的时候，面色平静，内心的感情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
■图片提供/中央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