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新 朱良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恰逢复旦大学老校长望道先生诞辰120周年。望道先生曾首译《共产党宣言》，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党成立初期他是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首任书记，因而成为党史人物。
我们是望道先生的子媳，早就听说过父亲的许多动人故事，但他是个很低调的人，从来不对我们讲他做过什么。回忆与父亲相处的几十年，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他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人——对子女、对学校、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他独特的爱。
1面容清癯的父亲，平时话不多，看上去很是严肃，一般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但是母亲口中描述的父亲则完全是另一种模样：父亲酷似一只热水瓶，外面摸上去是冷冰冰的，里面可热着呢。细细想来，父亲确是用他真挚、朴实的心，温暖着无数复旦的学子。
上世纪30年代，父亲是复旦中文系主任。1931年，中文系一位左派学生因集会需要私自敲响了校钟。根据学校规定，学生是不能私自敲校钟的，为此校长决定开除这位学生。这事需要系主任副署，父亲为了保护学生，不予签名，结果得罪了校长。这一年，父亲不得不离开了复旦。
40年代后期，国民党统治岌岌可危，对左派学生的抓捕日见频繁。1947年5月30日，国民党在上海学生中进行大搜捕，复旦新闻系学生何晓沧躲到了时任新闻系主任的父亲家中。当时父亲叫何晓沧睡在楼下客厅旁一个榻榻米小房间里，自己坐在客厅看书，守护着他的学生。到了凌晨，国民党来抓人了，父亲把何晓沧叫醒(何因感冒发烧睡得正熟)，让他睡到楼上卧室里去。何晓沧刚上楼，就有一名警察来敲门了，大声喝问：“有没有人来过？”父亲答：“没有人来过。”那人见客厅旁榻榻米的房门开着，问：“这是谁睡的？”保姆说：“是我睡的!”我母亲也说：“是阿姨睡的!”那人走了，何晓沧因此未被抓走。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他仍然放不下他的学生。那时候，外省考进复旦的学生，迁入户口时，户主一栏内填的都是陈望道。每逢学校里有学生犯了什么事，公安局要抓人，父亲总是跟学校保卫科的人说：这种事你们一定要慎重调查清楚，不能随便让公安局抓人。因为被抓了，学校就要开除学生，一旦抓错，这个学生一辈子就完了。
2作为复旦大学校长，在担任校长的25年内，他尽其所能为复旦做了许多事。
早在任重庆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时，为使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青年更能学以致用，他从1944年开始募集资金创办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在炎热的夏天，他中午常以烧饼充饥，说：这既经济了时间，也经济了钱。1945年4月5日，新闻馆终于落成。学生们利用这里的设备，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这里成了全校进步师生争取自由的活动场所，成了复旦的“延安”。在父亲的主持下，复旦新闻系蒸蒸日上，1945年报考新闻系的学生每28人只能录取一位。
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上海市高教局曾以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旦新闻系，父亲知道后，两次上北京，先找教育部，后又去找周恩来总理。总理请示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闻系才得以保留。
1952年，复旦拟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结为姊妹大学，列宁格勒大学是以城市命名的，为此有人提出要改复旦大学为上海大学，一场改名风波就这样产生了。校内各派各说各的理由，一时难有定论。后来父亲在一次全校大会上说：“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光华已经没有了，我看复旦还是留着吧！”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也发话说：“复旦改校名的事就到此为止，以后不要再提了。”这场争论才算平息下来。
1965年，为庆祝建校60周年，要建造邯郸路220号校门，预算要两万余元，学校却只有一万元的投入，为此父亲拿出了自己积攒的稿费一万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也因为这，1991年父亲诞辰100周年时，曾有知情的教师建议将复旦校门命名为“望道门”，以为纪念。
复旦地处上海城郊结合部，过去属宝山县地界。因为未划归市区，在那个年代不论粮油还是副食品供应都比市区差，复旦职工子女读书、升学、就业也多有不便。身为一校之长的父亲，为此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复旦员工的实际困难，希望能尽快解决，并提出了将复旦划归市区的要求。对于有近二万名师生员工的复旦，市政府觉得十分为难，但父亲还是不断反映。直至父亲弥留之际，市有关领导来华东医院探望，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再次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是想为复旦说句话，请一定解决好把复旦划归市区的问题。”在他去世后不久，这一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3作为父亲，他同样放不下我们，放不下他心爱的两个小孙子。他对我们的影响，是言传身教，是潜移默化。
振新在1949年9月回到父母亲身边后，在国权路腾飞小学(复旦小学的前身)读五年级。因为言语不通(听不懂上海话)，加之农村教育与上海的差距，学习很吃力，成绩老是六七十分。父亲看了振新的成绩报告单后，在家长意见栏内写道：“新从乡间来沪，语言尚且生疏，稍久当有进步。”他叫振新带给老师，其他什么话也没说。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写的这些话，确实鼓起了振新的信心，从而也影响了振新的一生。以后振新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因品学兼优，初中毕业是免考直升高中的。
大学毕业后振新回复旦工作，开始在物理系教书，后来到电子工程系，从事的是基础课程的教学。父亲在全校大会上对复旦教师深有感触地说：“要对文化有所创造，不能把别人的东西翻来覆去地讲。”又说，“教师一定要从事科学研究，要进行创造性劳动，否则文化事业就不能发展，教育事业也不能发展。”振新教基础课，学校没有要求他搞科研，但父亲“要对文化有所创造”的话深深打动了他，如何才能不把别人的东西(经典的、几十年来都是这样讲的东西)翻来覆去地讲呢？那就只有把科学研究的新发现充实到讲稿中去。从此振新结合讲课内容申请项目，渐渐取得了一些成绩。
父亲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在我们的记忆中他很少对我们提要求，几乎没有说过期望我们怎么怎么。表面看父亲不怎么关心我们，实际他是希望我们自己考虑该怎么做，跟现在国外的教育方式十分相似。以考大学为例，对现在的青年来说，高中毕业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是人生的一大选择，很多父母都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介入、干涉甚至主宰。在振新考大学那一年，记得考什么学校、填什么专业，父母都是听振新的，结果学的是工科自动化专业。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振新到复旦工作时，父亲找他谈了一次话，大意是：你到了复旦要好好工作，一般老师做错了可以原谅的事你也不能做，你要严格要求自己，夹着尾巴做人。这就是父亲对振新提出过的一个要求。
我们结婚比较晚，父亲晚年时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很小，父亲十分疼爱孙子。大孙子从小喜欢当解放军，整日拿着振新给他做的一把小木头手枪，与小朋友在室内屋外“巡逻、抓坏人”。1975年振新陪父亲去北京参加“人大”时，父亲特地为大孙子买了一把会闪光的机关枪。这把枪成为小孩最炫耀的玩具，他身后总会跟着一大群孩子。小孙子晓帆从小表达能力强，常常要拖着人听他讲故事，我们那时都很忙，于是他就经常缠着爷爷讲。我们经常看到晓帆趴在爷爷身上或床上奶声奶气地讲故事的情景：一部汽车嘎一声停下来，上面有几个穿着坏人衣服的解放军叔叔，有的脚脚受伤，有的手手出血。爷爷，他们没有受伤，都是骗坏人的……1977年夏季父亲病重后，对我们说：两个孩子很可爱，又懂事，你们一定要把他们好好抚养成人。这可以说是父亲对我们提出过的又一个要求。
4父亲在中国革命史、教育史和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一席，但父亲不喜张扬，凡事低调处理。建党初期，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在上海办了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刘少奇就是外国语学社的学员，曾听过父亲讲解《共产党宣言》，并在父亲编辑的《劳动界》杂志社帮忙做过收发、缮写工作。因为这层关系，1949年9月父亲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刘少奇见到父亲时，第一句话就说：陈望道同志，我曾经听过你的课，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后来，父亲对他的研究生陈光磊说：“刘少奇同志说他曾经听过我的课，这句话不知怎么给记者知道了，他们都拥来问我，我说我没有听到。这些记者很厉害，如果我说‘是’，他们会马上在报上登出来。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而刘少奇同志是国家主席，这样不好。”
父亲一生的主要爱好是买书，喝茶。刘大白在为《修辞学发凡》一书写的序中说：“有时候，从一本书上发现了引用的可以做例证的一句或一段文字，因为要明白它底上下文，或者要证明著者所引的没有错误，便去找它出处的原书。如果手头没有这种原书，他就向书店或各处图书馆中去搜寻；有可借处便借，没有可借处便只能买。要是此书是一部大部头的书，或者是在某种丛书中而不能抽买的，他也不惜重价，仅仅为了一个例证，而把全部书买了来。”父亲一生中的大部积蓄都花在买书上了。1977年，父亲临终前，嘱咐我们把他一生心爱的几千册藏书连同书柜，都赠送给复旦图书馆。
父亲原本抽烟很厉害，听从医生的劝告后，就养成了喝茶的习惯。那时振新已工作，每到周末，他都会叫振新到南京路一家茶叶店去买茶叶。每次不多买，都是一两西湖龙井，然后让振新每天清晨给他泡一杯清茶。
那时父亲一有空就会在校园内走走，看看有什么需要他做的事。到了晚年，散步成为他锻炼身体的主要方式，每天晚饭后我们都会陪着他绕第九宿舍外的马路走一圈，我们没空时，他就自己拄一根拐杖在复旦宿舍区散步。复旦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镌刻在他生命的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