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最近一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该书主编谢春涛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出版有《大跃进狂澜》和《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等专著。2008年3月27日，记者曾专访过谢教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谢春涛教授再次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并就该书进行解读——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过则能改，善莫大焉”。谢春涛认为，中国人总是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待犯错误的个人和组织，他们更关注分析犯错误后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共产党真正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担当意识和做法，勇于正视错误、修正错误的负责态度和言行，赢得了尊敬、理解和支持。
心中有个“靶子”
记者(以下简称记)：写党史的书很多。遗憾的是，能引起读者广泛关注的，不是很多。好多党史书，读起来枯燥，乏味，但你的这本书，读来很有趣。
谢春涛(以下简称谢)：一说党史，在某些人看来好像就是老干部关注，从事这方面专业工作的同志关注。我们的党史研究成果，包括我本人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上影响不大，有些就是写给圈内的人看，更极端地讲是谁写谁看。这个现象值得注意。作为党史研究者有责任把党史讲好讲透，讲得让大众关注。
我们写这本书，心中有个靶子，也就是社会热点，读者的疑问，我们瞄准靶子写，这样就有了针对性。我们列了13个问题。这13个问题，在我们看来都是中国共产党做得很成功的方面，甚至是举世都认为是成功的方面。然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解读其成功的原因。
当然，我们党的成就不仅仅是这13个方面。
记：就跟我们记者要对准读者一样，如果是自说自话，没有任何效果的宣传，甚至引起读者反感，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谢：我们尽可能地用史实说思想，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很生动的故事，这样读者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化程度，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一拿到这本书，首先觉得书名吸引人，目录和题目都很吸引人，再看内容都是很生动的故事，就能够读得下去。所以有人认为，我们这本书是读者看得进、读得懂、愿意读的党史通俗读物。
比较才能看得清
记：这本书，多是从外国人的视角来表述，感觉很新鲜，也很有说服力。
谢：一直以来，对中国共产党我认为是很了解的，但是我和外国人接触之后发现，我了解得还不够，因为缺乏比较。中国共产党的某些好的东西在我看来司空见惯，并不认为它有独特的价值。
但是你和别的党进行比较之后，就会发现某一方面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独到的东西、成功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讲，有了外国人这种视角之后，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理解更全面、更深了。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有这样的效果，那么对于更多的普通读者，就会更有效果。
记：引用外国人的东西，有没有个原则？
谢：我们引用外国人的评述绝不是断章取义，专门选说我们好话的东西进行引用，如果是这样，恐怕也不见得会得到读者的认可。
我们引用的一些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评述来自于西方政要和学者的权威著作，这些在国内有译本，很多中国读者都看过，如果我们仅仅把好的方面引过来，甚至断章取义，我想读者看了之后对我们这本书的看法肯定不好。
所以，讲我们存在的问题、不足的方面，我们也引过来。比如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我们大量引用外国的评述，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有很多面临的困难，他们看清楚了，同时他们也看到中国共产党为了应对那些困难和挑战所提出的思路、大政方针。
记：外国人看我们有距离感，可能看得更清晰。
谢：不同的人关心的不一样，比如我接触到的发展中国家的成员总体上对中国共产党是很肯定、很认可、很羡慕、很敬佩的，所以往往他们是带着这样的观念、态度来观察中国共产党，甚至想学中国共产党。这是一种态度。
还有一些人，比如西方某些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疑的、不信任的，甚至有些人是敌视的态度，他从这个角度观察，当然就不一样。比如我们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在收回香港主权之前，西方国家普遍唱衰香港，甚至有人明确讲香港是只金丝雀，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就要被捏死。还有很多人认为香港回归之后繁荣不再，甚至出现混乱。我们这本书里引用《财富》杂志等西方著名媒体普遍唱衰香港，但是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香港回归之后繁荣稳定一直都在，包括在金融危机以后香港繁荣依然在。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是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不回避敏感问题
记：为什么能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有些人，特别是有些西方人不理解、不认同，您在书中作了解答。
谢：这个问题，说来道理很简单。简言之，这是历史的选择。近代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两党制、多党制运行昙花一现、乱象丛生；国民党一党专政导致众叛亲离、败走台湾；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最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并还在不断发展完善。
抗战胜利后，以后人的眼光来审视，当时的中国可能形成多党制，但由于蒋介石“一党独裁”的理念根深蒂固，自恃军队势力雄厚，又有美国的幕后支持，最终向共产党发动了武装进攻。国共谈判也就随着1946年夏天内战枪炮声的响起画上了一个句号。
记：你写到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时候，用了宋庆龄问孙中山的话，孙中山的回答是：国民党好比一个就要死的人，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这个说法很形象。
谢：第一次合作，采取的是“党内联合”的形式，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比如毛泽东，当时在国民党内的最高职务是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而周恩来出任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就在国共合作前景一片大好之时，孙中山不幸于1925年病逝。国民党后起的诸领袖，无论是胡汉民、汪精卫，还是蒋介石，都没有孙中山先生那种“天下为公”的胸襟气度，因而在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上既缺乏足够的诚意，也缺乏足够的自信。当时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道出了他们的心病：“以一个大团体当中，包着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尽力地发挥它的组织力和排他性，旧的细胞是失了活力，新的营养反被小团体尽量地吸去。”
后来，就发生了蒋介石“开个人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于1927年向共产党挥起了屠刀。
记：您在书中还谈到了“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
谢：原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曾有个比喻，他说，一个合唱团的内部既要有男声部也要有女声部，既要有高声部也要有低声部，既要有歌手，也要有指挥，这样才能唱出动听的歌曲，否则就会是杂音。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就好比是一个合唱团内部的关系，各民主党派是歌手，中国共产党是指挥。否则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就会是一盘散沙。
90年的变与不变
记：我们党90年，不变的是宗旨，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党实现宗旨的实践方式又是不断变化的。
谢：对于这一点，德国的东亚问题研究者卡罗琳博士说，中国共产党给她最深的印象是，这个党并不是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描述的那样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抽象”符号，而是在不断进步的。中国共产党有惊人的学习能力，可以博采众长，包括资本主义的一些优点。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评论说：适应形势和保持灵活是(共产党的)生存之道。”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所秘书长伊德拜斯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名称上保持原样，但能够很快并充分适应现代化挑战的政党”。这些评论乃公允之见。
记：诚如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所作的变革时指出的：“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及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谢：2008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记者提问，谈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突破时，引用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的“三不足”论断——“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表明秉承解放思想和改革创新的坚定态度。也表明了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为此，党强调要保持与时俱进的政治品质。
“过则能改，善莫大焉”
记：“为什么我们党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
谢：回答这个问题要有个前提，就是说，尽管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了“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错误，但如果对这段历史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应该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根据权威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供的资料，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的发展和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研发。1961年，中央作出以研发“两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写到“文革”时，除用大量篇幅讲“文革”运动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外，也讲道：“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局面”。这一判断也是合乎实际的。诚如著名史学家胡绳同志1984年讲的：“如果说35年来一无是处，全部是错误的积累，那就不能正确解释35年的历史。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大转折，但这一转折之所以能够形成，也还是有过去产生发展的底子。所以建国以来的历史决不是错误的积累。”
记：得到人民支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谢：一则，中国人总是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待犯错误的个人和组织，他们更关注分析犯错误后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不因犯错而一概抹杀成绩、否定历史。所以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赞誉中国拥有世界上少有的好老百姓。
二则，“过则能改，善莫大焉”。共产党真正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担当意识和做法，勇于正视错误、修正错误的负责态度和言行，赢得了尊敬、理解和支持。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小自家庭、大至国家的集体主义的同甘共苦的情感模式。家庭有困、夫妻亲族共同化解；国家有难，仁人志士毁家纾难。中国古代典籍《战国策·燕策》上有“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之语。1960年，毛泽东自降工资，将工资由一级每月600元降三级每月404.80元，一直到1976年去世也没有改变。
1979年11月邓小平曾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提出过，怎样使高级干部同下面干部和人民群众生活比较接近一点，我们曾经把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降低了三次，并且明确规定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不再增加，以后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广大干部和职工的工资，改善群众的生活。”
“关键是共产党内部要搞好”
记：跟苏东不一样，我们党非常重视自身建设。
谢：对于苏东剧变，我们党一直引以为戒并寻求其原因。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战略家高瞻远瞩的眼光鲜明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有鉴于苏共高层出现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有一个真正稳定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他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出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记：苏东党内腐败和特权现象的存在和蔓延，也是导致亡党亡国的重要内因。
谢：1989年6月邓小平与中央新的领导班子谈话时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此后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腐败带来的威胁。江泽民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毒瘤。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胡锦涛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