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民主人士鲜英曾策反杨森

　　鲜英先生曾策反杨森 

　　刘立军

　　著名民主人士鲜英在四川省的声望很高，他也一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支持民主运动，其中包括亲自参加民主活动，营救、资助民主人士等。然而他策反四川军阀杨森这一事情长期以来鲜为人知。

　　重庆是西南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工商重镇。1949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广州后，国民党残余势力即将其伪中央政府的招牌，匆匆搬到重庆，企图在西南顽抗。11月下旬，二野突破国民党渝东南白马山防线，打开了解放重庆的大门。重庆是蒋介石的福地，蒋本人多次动情地称重庆是其“第二故乡”，但解放军势如破竹，重庆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异常沮丧，“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沮丧马上变成疯狂。蒋下令重庆市市长兼卫戍司令杨森在撤离重庆前配合保密局爆破毁城。之前，南京、上海、广州在解放前夕，蒋都命令保密局特务进行大屠杀、大破坏。杨森虽骨子里反共，但对蒋要他做毁城的历史罪人也是心有不满。“为将重庆完整地接管下来，最佳方法是让安装导火索的人去掐灭导火索”，这就必须加强统战和策反工作，尤其是策反国民党集团上层人物，比如杨森。杨森是蒋介石反共的马前卒，但在国民党大厦将倾之际这个铁杆反共分子同样被特务严密监视。策反杨森很不容易，中共方面想到了鲜英。鲜英与杨森是同学，在成都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二人同住一间宿舍，杨森还是鲜英“睡在上铺的兄弟”。四川军阀混战期间，二人各为其主，在战场上也有过矛盾和冲突，但二人私交还过得去。更凑巧的是，当时杨森的爱女正与鲜英的儿子鲜恒热恋，杨森夫人与金竹生女士也常以儿女亲家相称。鲜恒在杨家很受欢迎，出入非常随便。

　　与鲜英有过交情的中共党员苏云急赴“特园”(鲜英在南充担任督察专员时，曾经为苏云弄过去延安的路条，苏云当时还与鲜英的儿子鲜继坚合伙开店做大米生意)，将地下党对杨森的四项条件(保城、救人、起义、捉蒋)和盘托出，希望鲜英设法将四项条件传进杨府。鲜英与儿子鲜继坚都觉得让鲜恒去策反杨森太危险。杨森是出了名的“变色龙”，狡诈阴险、冷酷自私，在利益面前常常翻脸不认人。在撤离重庆前夕，为向蒋介石表“大义灭亲”忠心，杨森亲自下令特务将自己的亲侄女杨汉秀(中共党员)秘密杀害。但保护山城意义重大，鲜英最终同意让鲜恒冒险一试。

　　鲜恒是进步青年，对保护重庆的意义心领神会，主动提出前往“渝舍”(杨森公馆)。杨森是个老江湖，虽然表面上对蒋介石言听计从，但对形势他倒也看得很清。杨森说他也是四川人，他承担不起毁城的千古罪名。他保证他的部队撤离重庆时，绝不破坏市区建筑，也不会骚扰百姓，但对后三项条件明确表示无力为之。最后，杨森对鲜恒说：“请转告令尊，我许诺的事决不食言，也请你们勿强我所难，有些事我的确是想办也办不到。我走后，烦你们关照小妾邓壁如，田蘅秋(杨森四姨太)有点私产带不走，也累你们代为存放，费心了。”

　　不甘心的鲜英马上带领鲜继坚开车前往杨森公馆，打算冒险作最后的争取。车到“渝舍”，杨家上下正在作撤离的准备，现场人来人往一片混乱。杨森以有要事在办为由婉言谢客，鲜英失望而归。虽然最终未能策反杨森，但杨森撤离重庆时，倒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手下的20军没有配合保密局破坏城市，而且杨森败退前给次子杨汉烈留下密令：第20军可相机起义。一个月后，杨汉烈果真在成都附近金堂县率军起义。1950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各界人士，看见鲜英，握着他的手慰问道：“重庆解放时，你受惊了。感谢你当年的三次接待，感谢你对民主运动所作的贡献。”鲜英回答：“托主席福，有惊无险，还好。”

　　其实，说到险，从同情共产党资助民主运动开始，鲜英几乎一直生活在冒险中。“特园”辟为“民主之家”之后，就一直被国民党情报部门监视。抗战胜利时，在戴笠授意下，军统特务强行租用“特园”内“康庄二号”洋楼，昼夜监视出入“民主之家”的民主人士。从上清寺到“特园”门口的擦皮鞋、卖香烟的小商小贩，均是特务乔装打扮。鲜家电话也一直被监听。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还在“特园”对面的广播电台大楼上架设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特园大门。1949年6月，蒋介石批准了毛人凤拟定的一份87人暗杀名单(这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份暗杀黑名单)。不甘心在战场上失败的蒋介石妄图利用暗杀手段，对准备走和平之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等进行“肉体消灭”。鲜英的名字赫然在列，所幸接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通风报信(贺国光曾是鲜英在军校同班同学)，连夜逃往成都再到西昌避难，才幸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