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王明(左二)等到国民政府空军司令部送锦旗。
王明所著《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
左下为王明夫人孟庆树，其后站立者为王明。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王明长期成为搞“左”的路线和照搬洋教条的典型。如果从职位来看，这个原名陈绍禹的人似乎从来没有当过最高领袖，然而过去的党史书却认为他代表的路线在党内统治了四年之久，即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初遵义会议为止。当然，为了照顾某些领导人的名声，过去讲到许多“左”倾错误都记到“王明路线”的账上，不过王明本身不论是理论还是人品确实也极为糟糕。延安整风中此人便被当成批判教条主义的靶子，全国解放后他索性以养病为名长期住到苏联，成了一心只为外国服务的工具，自然受到全党唾弃。
不择手段获取留苏机会
开党内残酷斗争之先河
“王明”这一名字，其实是写文章的笔名，其人本名陈绍禹，是安徽六安金寨县人，1904年出生于一个破败的小商人家庭。据说他自幼聪颖，5岁启蒙识字，6岁入塾就读，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
1924年秋，王明考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翌年6月参加了五卅运动，因表现积极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王明属于晚辈，没有进行过多少基层实际斗争，党内很少有人知道他。
1925年秋，中共武汉党组织要挑选一批人留学苏联，王明得知后争着要去，起初遭到拒绝。据当年湖北党组织的负责人吴德峰回忆，当时不过21岁的王明竟耍起了流氓无赖手段，向组织扬言，若不同意他去，就打电话到警察局告密，让谁也走不成。组织上为避免麻烦，于11月勉强同意送他去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据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老一辈人回忆，王明在校内非常活跃，年纪轻轻便学会了不少政客手腕。对用得着的人他起劲吹捧，拉帮结伙；而对不满的人总是向校方打小报告、告密，甚至捏造一些“托派”、“国民党特务”之类的罪名加以陷害。多数同学认为王明人品很坏，可是学校领导却欣赏此人。
在中山大学期间，王明的观点又“左”得出奇。1929年夏，校内党员大会上对中国革命问题因有不同看法出现争论，作为少数派的王明跳出来，声称持他们这一派观点的人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有一个人宣布“一半同意”他的观点）。王明还攻击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给反对他们的同学戴政治帽子，使苏方对其采取开除党籍、学籍和做苦工等处分，开创了中共党内残酷斗争的恶劣先例。
落入敌手泄露我党机密
进政治局推行左倾路线
在中山大学的四年间，王明精熟了俄语，因很会讲书本理论，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长兼管中山大学的米夫看中。1927年5月中共在武汉召开五大时，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与会时曾带王明作为翻译短期到中国，让他认识了当时的中共上层领导人。
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王明再度从中山大学被调到会场，为斯大林、布哈林当翻译，从此被他们认识并得到称赞。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米夫便动员中共代表投王明的票。当时中共参加六大的同志几乎都不认识这个没什么国内斗争业绩的年轻人，因而拒绝选他。不过据中山大学的一些人回忆，王明从六大会场回来便轻蔑地说六大中央选出的领导大都不懂马列，摆出一副准备取而代之的架势。
1929年秋王明回国，因资格浅被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后调任《红旗报》编辑。一次他被特务抓住，为求脱身竟说出秘密机关住址，让敌特前往取款。幸亏那个贪小利的家伙拿到钱后放了他，未造成组织破坏，中央得知后给王明以严重处分。1930年，李立三以极“左”狂热筹划全国暴动时，王明写了一系列文章表示反对，实际上反映了莫斯科的态度。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上海秘密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支持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使他由普通党员一举跃为中央最高领导，成为外国人干涉中共党内事务的极不正常现象。
六届四中全会后，向忠发名义上还是总书记，遭到批判的周恩来仍主持日常工作，跃升为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则以国际支持代言人自居，实际掌握了中央实权。他把自己所写的《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作为纲领，并派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志同道合者来“改造”各地党组织，推行更“左”的路线。
补白
害怕危险避居苏联
以此借口推卸责任
1931年1月中共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的，说明斯大林等人已对向忠发等“工人领袖”失望，想以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批学生来取而代之。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央受到大搜捕，王明吓得躲进一个尼姑庵内，偶尔出门也要四名特科人员保卫。接着，他又花了大量党的经费包下疗养院一层，但他仍然感到不安全。9月间，他借口需要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离开了上海。临行前，他提出要找一个顾顺章不认识的人当领导，于是让自己年轻的同学博古代理了中央负责人。
躲到莫斯科的王明，被斯大林等人看成是最得力干部，同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一同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四名中共委员。在米夫失势后，他负责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主管亚洲各国的共产党。他不顾各国实际，把苏联模式当成惟一正确的道路推行于各国，对国内的指令也都服从莫斯科的需要。
后来在延安清算“左”的路线造成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失败时，王明便声称自己当时在苏联，根本没有去过苏区，对此不能负责。不过许多人认为，他本人虽到了苏联，但国内那种极“左”的理论还是由他提出的，组织人事安排也是他留下的，仍然有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的责任，因此称为“王明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