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后“君臣之义”超过“父子之亲”？

　　嘉宾：谢谦、王红、刘黎明

　　本期主讲：四川大学教授 谢谦

　　他们中多数人，哪里想当百姓的父母，不过想子民把他们当父母来孝敬罢了

　　儒家注重人伦道德，强调做人。所谓做人，就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很复杂，孟子概括为“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个排序很耐人寻味：父子第一，君臣第二。

　　父子一伦，古人叫做“天伦”，自然之伦，天经地义，不证自明。君臣这一伦，社会关系，并非自然关系，所以排在“父子”之后。先秦时代，各国人才自由流动，君臣关系是可以选择的，并非唯一，也非至上。今年是楚国之臣，明年就可能改换门庭，成为秦国的客卿，如李斯就是由楚入秦的外国专家。父子血缘关系，谁也无法改变。

　　秦汉以后，“五伦”的排序发生了变化：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被提到第一位，父子退居第二。这种前后变化，也很耐人寻味：难道秦汉以后的古人心中，“君臣之义”的重要性，果真超过了“父子之亲”？

　　当然不可能。古今人性相通，血浓于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问今天幼儿园的小朋友：最喜欢谁？小朋友一定会答：爸爸妈妈。问他为什么，他肯定说不出来，喜欢就是喜欢。古代小朋友也一样，不可能回答“最喜欢皇帝”吧？除非他受大人教唆，或者是个怪胎。

　　大人不如小孩诚实，会装假，会掩饰真情。三国的时候，魏文帝曹丕，某日宴会上，给在座诸位大臣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假设君王和父亲同时得了绝症，而只有一丸药，能救一人，应该救君王呢，还是救父亲？”要求各位大臣讲真话。大家议论纷纷，有人大声说救君王，有人小声说救父亲。只有一位大臣邴原，为人耿介，却沉默不语，不参与议论。曹丕偏要问他，邴原这才大声回答：“当然是救父亲！”言外之意：这个问题，不言而喻，还用争论吗？曹丕没有责怪邴原，加他个“不忠”的罪名。那些声称舍父亲而救君王的大臣，无非是讨君王欢心而已，并不是发自内心。曹丕不是傻瓜弱智，岂能不懂？

　　君臣关系名义上虽被尊为第一，但在臣民心中，却未必然。《孝经》说：“孝者，德之本也。”还是将父子一伦视为道德的根本，做人的第一要义。于是，秦汉以后君臣父子之间的道德变化，就是打通父子与君臣之间的关系，要臣民以孝顺父母之心，来竭诚为君主服务。《孝经》讲“忠君”的道理，就是以孝为出发点，“以孝事君则忠”，“移孝作忠”。把对父母的孝心移到君主这里来，化孝心为忠心。为什么古人不说“移忠作孝”，像忠于君主那样孝敬父母？大家都知道，这是矫情。除非遇到非常时期，如将军在前线指挥对敌作战，父母突然去世，按照礼制，他应该回家奔丧。但将军一旦回家尽孝，谁来指挥千军万马？这时，皇帝会出面挽留，名曰“夺情”，移忠为孝，忠于职守，就是孝敬父母。

　　后来，皇帝们干脆自称“君父”，君主和父亲，合而为一。大臣也自称“臣子”，臣下和儿子，也合而为一。君臣父子，两位一体，形成旧专制时代的基本道德：忠孝。历代著名的忠臣孝子，不仅要受到朝廷表彰，还要被写入正史《忠义传》《孝义传》，青史留名。州县地方官也向皇帝学习，自称“父母官”，呼百姓为“子民”，口口声声“爱民如子”。其实，他们中多数人，哪里想当百姓的父母，逢年过节给子民发红包发压岁钱，不过想子民把他们当父母来孝敬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