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 革命典藏
——中央苏区报刊概述
作者：傅柒生
红旗飘扬，光芒闪烁。中国革命的红色记忆，是一面鲜红的旗帜，没有人不爱它的色彩；是一种信仰的昭示，如同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让人感受生命的另一种高度。岁月飞逝，飞逝不去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和红色记忆，那个时代的风声雨声、革命者的呐喊声奋斗声和自由之声却一直回响着，依然在人们的心中激荡起阵阵涟漪。
沧海桑田，时光荏苒。9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艰辛而光荣的90年，既经历了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考验，也经历了建设和改革年代的曲折与艰辛。在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90年历史无疑是最壮丽的史诗、最华彩的篇章。
岁月峥嵘，记忆犹新。从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的整整10年，就是中国革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土地革命战争也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是中国革命最艰苦最光荣的年代之一，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领导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土地革命，并领导创建了众多的革命根据地。在广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中，由赣南、闽西组成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自1929年1月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到1934年10月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的5年多的时间里，这里一直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是全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军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核心区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彭德怀以及张闻天、瞿秋白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留下了光辉的革命斗争足迹，这里也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重要实践基地。
《古田会议决议》
我党新闻出版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后，中国的思想境界也进入一个开天辟地的新时代，许多进步知识分子自觉接受和宣扬马列主义，并开始积极创办进步刊物，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思想，以提高民众的阶级觉悟，为后来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和思想准备。如，福建的西部(俗称闽西)是我国南方几省中发动革命斗争较早的地区之一，其原因之一就是这里的革命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较早，并创办了许多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刊物。1921年春，邓子恢返回故乡龙岩白土，组织了“奇山书社”，创办了油印刊物《读书录》，第二期更名为《同声》，1923年夏，改版并改名为《岩声》，寓意“龙岩革命之先声”。《岩声》不仅在福建省内发行，还发行到周边12省30多个县市，是闽西发行最广、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革命刊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由于斗争条件十分艰苦，加之敌人的残酷“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导致信息闭塞，通讯艰难，报刊难觅，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同时，十分重视党的宣传文化、新闻出版和报刊发行工作。早在1929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印刷了许多布告、传单、标语等出版物。这些文字简洁生动、观点旗帜鲜明的我党我军的早期宣传形式，对发动群众闹革命，争取和瓦解敌军，发挥了有效的作用。1929年12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福建上杭古田领导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而且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新闻报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我党新闻出版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任务。”决议总结了红军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规定了宣传工作的任务和方法，为红军和根据地的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委员会主任、著名红色收藏家李润波认为：“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实践来看，中央苏区新闻出版事业的起步和发展，是从古田会议开始的。”
古田会议后，革命根据地纷纷编辑出版了许多报刊和其他出版物，迈入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发展史的全新时代。1929年7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份铅印军报《浪花》在闽西问世。现藏古田会议纪念馆的《浪花》(创刊号)为独一无二的国家二级文物，1994年发现于福建漳平县双洋镇观音亭的内墙上，用闽西特有的玉扣纸印刷，因报纸与土墙牢牢粘在一起，工作人员只好把报纸和土墙整体切割下来，把这个重达200多公斤的文物运回纪念馆永久保存展示。《浪花》比此前新闻界、党史界普遍认为的我军最早出版的铅印军报——红三军团1930年7月29日在湖南长沙出版发行的《红军日报》早了整整一年，在红军报刊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斗争》、《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
红色期刊的代表
中央苏区是中国革命新闻出版事业发展最早、最快的地区，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和根据地的建设壮大，中央苏区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为了完成党的中心任务，从中央到乡村，从党、政、军领导机关到群众团体组织都创办有各种报刊，革命报刊呈现出如同中国革命一样的迅猛之势，渐成“寥廓江天万里霜”之喜人景象。1931年年底，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这是中央苏区最高的新闻出版发行事业管理机构，设有出版、编审、发行、财务等部室。
1932年1月，在瑞金又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局。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人民掌握政权条件下，人民自己开创和发展的新闻事业出现的崭新局面。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阐述道：“苏区群众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我们看到报纸的发行也可以知道。中央苏区已有大小报刊34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3000份增加45000份以上，《青年实话》发行28000份，《斗争》只在江西苏区每期至少要销27100份，《红星》17300份。”《红色中华》的发行量甚至超过了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销行的《大公报》。当然，毛泽东报告中所说的34种报刊只是一种不完全的统计，近几年来随着有关部门的资料搜集整理和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成果，2011年，解放军出版社推出的《红色记忆——中央苏区报刊图史》一书通过研究统计表明，中央苏区的各类报刊达到了312种，比传统所说中央苏区只有34种报刊多了接近10倍。在这些报刊之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斗争》、《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等4种报刊。
如，《斗争》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机关刊物，《斗争》曾经有过三个版本——苏区版、西北版、上海版，即1933年2月4日创刊于江西瑞金，红军和中央机关撤离中央苏区前夕停刊(共出版73期)的《斗争》苏区版；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同年11月21日恢复续刊(第74期)，到1937年3月19日出至第127期终刊的《斗争》西北版；临时中央1932年1月21日创刊于上海、1935年7月5日终刊的《斗争》上海版。1933年春，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后，为了麻痹敌人，由上海中央局及上海临时中央局假托中央名义继续在上海出版《斗争》的上海版，新闻史料界介绍比较少而鲜为人知。
又如，《红色中华》报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并曾一度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少共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共同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到1937年1月25日的最后一期，共出版了324期。中间因中央红军长征停刊了一年零43天，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又恢复出版。1937年1月，中共中央为要促成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停止出版《红色中华》报，改出《新中华报》。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红色中华》在中央苏区出版到1934年10月3日，其最后一期是第240期。据最新研究发现，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瞿秋白等人，在环境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在江西会昌和于都两地继续出版《红色中华》，直到1935年2月才被迫停刊。目前已发现1935年1月21日在中央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即第264期。由于当时信息不通，《红色中华》在陕北复刊时，它的期数是从241起计期数的。所以，《红色中华》有从第241期到264期(共24期)内容互异，出版地点、出版年月不同，而期数号相同的重复报纸。
此外，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机关报《苏区工人》，中央苏区少先队总队编辑出版的《少年先锋》，中央苏区中央儿童局机关报《时刻准备着》等众多报刊，在中央苏区军民中都有很大的影响。
中央苏区报刊
党和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记录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央苏区报刊适应革命战争形势，一切服从服务于战争，一切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一切服从服务于苏维埃运动需要，一切服从服务于人民群众需求，贴近革命、贴近群众、贴近实际，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革命性、时代性、群众性和鼓动性，在保卫和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宣传、组织和鼓动作用。中央苏区报刊是苏区沸腾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是苏区党和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记录，充满着浓烈的战斗气息。同时，针对当时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状况，中央苏区提出报刊要有通俗性、可读性、趣味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中共“六大”《宣传工作决议案》中明确提出：“报纸的文字、内容、价格要十分适合于广大群众的能力、程度……内容文字极平易通俗。”《古田会议决议》也指出：“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尽管由于当时条件限制，中央苏区报刊印刷比较简陋和粗糙，这些报刊有铅印，也有石印、油印，既有图文并茂的大报，也有传单式的油印小报，刊期有双日刊、三日刊，也有周刊或不定期刊。但它们都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生动活泼的形式，丰富多彩的内容，在提高苏区军民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方面，起着宣传和教育作用；在苏区革命理论和经济建设事业中，起着政策、方针的指导作用；在反映党政军群的重大决策和伟大成就方面，起着重要的宣传和喉舌作用；在扩大红军、慰劳红军、购买公债、收购粮食和发展生产等运动中，起着战斗号角的作用；在帮助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密切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方面，起到了舆论监督作用。
中央苏区报刊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要喉舌，是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中央苏区报刊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引领人们革命的思想理论。中央苏区报刊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全局的视野和战略的眼光，对中国革命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对革命的光明前途与革命环境恶劣的现状作出了恰当的分析，从而把握好了宣传策略和节奏。当时各报刊的重要社论，大都由苏区中央局、中央军委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亲自撰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闻天、任弼时、陈云、李富春、李维汉、博古、杨尚昆、邓小平等都为《红色中华》、《斗争》等中央苏区报刊撰写过社论和文章。这不仅体现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对报刊宣传工作的重视和支持，而且使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声音和各项方针政策能够更准确、更及时地传达到群众中去，更有号召力，更有权威性。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中央苏区报刊人员精干，普遍没有专职记者，全靠通讯员投稿。因此，中央苏区报刊不仅重视发动群众写稿，而且十分注意培训通讯员，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写作水平。《红色中华》的通讯员发展到400多人。《红星》仅专职通讯员就有500多人。通讯员中，有党、政、军的各级领导干部，更多的是基层工农兵群众。《红星》的专职通讯员中，罗荣桓、罗瑞卿、肖华、张爱萍、舒同等同志写稿颇多。
邓小平在江西瑞金主编《红星》期间，曾专门登门约请毛泽东为《红星》写一篇关于红军战斗事例的文章。毛泽东故意问：“我写的东西与有些人的想法不一致，你这个主编就不怕？”邓小平知道毛泽东话中的意思，回答说，“您敢写，我就敢用，有什么可怕的！”“好！你明天就来取稿！”毛泽东慨然应允。1933年8月13日，《红星》“红军故事”栏目里，邓小平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撰写的《吉安的占领》一文。子任是古田会议之前毛泽东在闽西休养身体、调查研究时使用的化名。毛泽东在文中详细地回顾了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占江西吉安的全过程，深刻地总结了攻吉战役的重要经验，充分体现了“集中兵力歼灭弱敌”等行之有效的运动战、游击战的军事思想。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都期盼毛泽东早日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
中央苏区报刊非常尊重知识和劳动，在经济困难中，也支付一定的报酬，有的送书，有的发稿费。《红星》一则启事称：“500字以下稿件，经本报登载，每篇酌致本报一份，或中央出版的书籍一本；500字以上的，每500字致现金一角。本报工作人员投稿无报酬。”
闽西列宁书局
中央苏区的第一个出版发行机构
中央苏区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报刊出版发行工作，在探索中发展，在发展中壮大。中央苏区的第一个出版发行机构是在当年有“红色小上海”之称的长汀创办的闽西列宁书局，它是在“毛铭新印刷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中央苏区印刷业的开拓者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叫毛钟鸣的人。毛钟鸣是长汀人，从小在他大哥毛焕章开办的毛铭新印刷所学得了一手精湛的印刷技术，而且毛钟鸣在长汀省立第七中学读书时，接受了革命新思潮，成为进步知识分子，1928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途经长汀，部队领导人吴玉章对毛钟鸣说：“印刷所对革命很重要，列宁当年在国外进行革命斗争时，常因没有印刷所而苦恼。你们要设法把这个印刷所办下去，以应将来革命的需要。”南昌起义部队离开长汀后，毛钟鸣遵循党组织的指示，坚持努力办好印刷所。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首次入闽并占领了长汀县城。当晚，毛泽东在接见毛钟鸣等当地党员时，特别详细地询问了毛铭新印刷所的情况，对毛钟鸣等人说：“我们的革命宣传好比是向敌人发射的精神炮弹，印刷所好比是制造这种精神炮弹的兵工厂。印刷所有共产党员，印刷设备有石印又有铅印，条件很好，应该为革命发挥作用。我们有很多宣传品正需要大量印刷。”红四军在长汀的十几天里，毛铭新印刷所曾夜以继日地为红军印刷了大批的文件、布告、宣言等。红军离开长汀前夕，毛泽东还特别指示长汀党组织，要他们想方设法认真保护好印刷所，以便将来派上用场。1931年春，闽西苏维埃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以毛铭新印刷所的部分设备和人员为基础，创办了闽西列宁书局，书局下设编辑部、印刷所、发行部及会计科、事务股等，这是集印刷、出版、发行为一体的综合性出版机构。闽西列宁书局出版的种类很多，除了编辑出版介绍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的小册子，各种布告、宣言、文件以及政治文化教育图书外，还印刷、发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肖像和其他自然科学常识丛书，并出版革命报刊，如早期的《红旗报》、《战线报》等，后来的《闽西红旗》、《红色福建》、《红色闽赣》等报刊也先后在这里印刷出版。闽西列宁书局的创办，为后来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创建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厂、中央发行部以及工农红军书局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闽西列宁书局的良好基础上，1931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成立了中央印刷厂，当时全厂有干部职工100多人，主要印刷《红色中华》、《斗争》、《苏区工人》等报刊。此外，中央苏区主要的出版机构还有红军学校出版科(1931年底)、中央总发行部(1932年4月)、中央教育部编审委员会(1932年6月)、工农红军书局(193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1933年1月)、中央局发行部(1933年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编审处(1933年3月)等，这些出版印刷机构在中央苏区承印报刊约20种，总发行量达20余万份。
中央苏区的新闻报刊出版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极端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在反革命的“围剿”中生存、发展和壮大起来，欣欣向荣，中央苏区报刊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鼓舞苏区军民英勇斗争的号角，团结人民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史宝库中的一笔珍贵财富，在中国新闻报刊出版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典藏中央苏区报刊这些珍贵文献，就是典藏中国革命的光荣历史，就是典藏中国革命的红色记忆。红色记忆历久弥新，昭示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