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这朵北方的曲艺奇葩，曾经一度在上海开过花。提起上海的相声，人们会想起余振寰、叶惠贤这对相声演员如何“发噱”，然而，那也是20多年前的事了。之后，上海的相声进入了空窗期。新任的相声专业委员会主任葛明铭说：“在上海，相声的土壤稀薄。南移的相声之花，尚无法与本土曲艺相抗衡。”上海曲协相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赵松涛说自己在上海的相声舞台上坚守6年多，一直有一个疑惑：“北方的相声来上海，是否无法逃脱‘南橘北枳’的命运？相声，能在上海这块土地上活下去吗？”他无法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
观众进场，“看天吃饭”
退伍前，赵松涛是部队的曲艺演员。退伍后，赵松涛开始琢磨着，要在上海说相声。2004年，从网上召集的三五好友，在赵松涛家里聊相声。光侃不过瘾，后来，他们拉起一支队伍进高校。联系高校时，高校的老师问：“有唱歌吗？有跳舞吗？都没有？快板，相声？老掉牙了，大学生谁要听？”
一番死缠烂打，赵松涛还是带着队伍开进了高校，免费为大学生说相声。在高校和社区练了几年的兵，羽翼渐丰后，大伙决定将演出固定下来。2007年，“上海相声大会”在打浦桥文化中心开张了。一年后，他们又移师到更适合说相声的北站社区文化中心，开始每周六晚上固定演出一场，剧团更名为田耘社上海相声大会。
要让上海人走进剧场听相声，真不容易。与赵松涛一起演出的付俊坤记得，相声剧场刚开张那阵子，台上的演员有时比台下的观众还要多。台上的演员有多少？不过10余人。每次登台前，付俊坤总要撩开台帘，瞅瞅底下观众的人数。那时的心里，就像揣了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有时，开场时间早过了半小时，底下还是没几个人，大伙眼巴巴地盯着剧场门口，盼望着有观众突然出现。有一回，台底下就俩观众，据说是台湾人，付俊坤的相声才说到一半，这两个台湾人就起身，向台上招手说“拜拜”——他们要赶飞机去了。付俊坤与搭档一对视，一苦笑，一鞠躬，悻悻下台。
之后，付俊坤自比老农：“我们说相声的，跟老农有得一比——都得看天吃饭。每到周六，遇上天气不好，我们就发愁。这正应了相声界的行话，说的是天气对相声观众的影响：刮风减半，下雨全无。”
分枝开叶，好景长否
经历了尴尬的草创阶段，2008年下半年，田耘社突然火起来了。在上海，有固定的搭档在固定场所、固定时间说着质量不错的相声，引来了众人的围观。有一阵，田耘社在165个座位的北站社区文化中心说相声，场场爆满。
然而，好景不长。俗话说，有难同当易、有富共享难。底下没有几个观众时，演出铁定亏本，大伙都不提报酬，赵松涛给每位演员每场发50块钱的演出费，大伙都知足。演出爆满了，团队内部出现了分歧，利益分配是首当其冲的矛盾。
对此，赵松涛颇感委屈。为维持田耘社的运作，“沪漂”多年，还是个无房、无车、无存款的“三无”男人。其实，赵松涛收入不菲，靠着“走穴”说相声、打快板，每月也能有一两万元的收入。但这些钱，几乎都贴进田耘社的运营中去了。面对团队成员的内讧，赵松涛有时也想：“哪一天，我狠狠心，把田耘社解散了，我自己肯定活得更好。”
然而，他终究下不了这狠心。这些年，相继有一些年轻人慕名来找赵松涛学说相声，田耘社几乎就是上海的“相声训练营”。赵松涛有个叫陆铭俊的学生，还在上海出版专科印刷高等专科学校读书。有一回，陆铭俊在学校踢足球，球狠狠地砸了他的头，他瘫在地上时，赶紧背起师傅教的山东快书。还好，一字不落，全背下了——脑子没被砸坏。事后，赵松涛得知，叹口气：“我租房就租房，没车就没车吧，这田耘社还是散不得。”
就这样，田耘社成了铁打的营盘，那些相声演员如流水的兵般在田耘社里进进出出。庆贺上海曲协相声专业委员会成立演出时，赵松涛指着舞台侧幕的演员：“今晚几乎所有相声演员都是从田耘社走出去的。”这些走出去的演员，相继组建了乐透社、品欢相声会馆等，与“老东家”田耘社分庭抗礼。上海市区有几处社区文化中心，每周都能听到快板声和地道的京片子，如今，约有30人在上海说相声。
然而，地道的京片子，说的却并非全都是地道的传统相声。开心网热火时，种菜、偷菜、停车、贴条等网络热词，都会出现在他们的嘴里；360与QQ刚掐架，第二天，就有相声演员拿此开涮；如今，微博正火，演出前一天，演员们都会看看当下的微博热点是啥……
新鲜的话题，常听常新的噱头，很多都市白领爱上了上海的相声。目前，田耘社的相对固定观众人数，已有300多人。不过，至少现在，相声在上海，还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对上海相声的前景，上海曲协主席王汝刚充满信心：“不管田耘社还是品欢和乐透社，大家都没有固守北方相声，而是因地制宜，在探索上海这座城市需要的海派相声。只要坚持，一定有戏。”
本报首席记者 张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