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说中，她们易装走出教堂时个个夺目，“她们是南京城最漂亮的女学生”，“因为女学生对她们是个梦，她们是按梦想来着装扮演女学生的，因此就加上了梦的美化”。在此，小说将低贱与高贵、纯洁与不纯这种位于天平两端的概念，拉开又聚拢，使其具有震撼之感。
商女应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安魂曲
王纪人
在快阅读时代，读一部短长篇小说可能是更受欢迎的，情节不会太复杂，头绪也不那么纷繁，工作之余花上十几小时就看到了结局。严歌苓的新作《金陵十三钗》就属于这样的小说，却因了结构的巧妙，写得跌宕起伏，腾挪有致，险象环生。更重要的是，小说承载的意义不同凡响。
从叙述学角度看，多数故事都遵循了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叙述模式，也有从不平衡开始的，继以常规的模式。《金陵十三钗》的故事就是从不平衡开始的——1937年12月14日侵华日军已经进入了中国首都南京，而一群本来有望逃生的教会学校唱诗班小女生却错过了机会。当她们由美国神甫带回教堂后，准备天亮后继续找船逃生。没料到天刚亮时，秦淮河边堂子里的十三个“窑姐”死乞白赖地进入教堂避难，造成了更多困难。正如英格曼神甫用生硬的中国话说的，“粮没有，水没有，地盘也没有，人藏多了安全也没有”。可见“香艳的洪水猛兽”的涌入，足以使条件进一步恶化。但英格曼认为两天之后，局势一定会稳定下来的，因为他“去过日本好几次，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多礼最温和的人”。在暂时无事的几天里，虽然有女生与妓女的小纠纷和生活资源的匮乏，但表面上也达到了相对的平衡。窑姐们故态复萌，竟然在地下室睡懒觉、打麻将、弹琵琶、打情骂俏，还喝库藏红酒。可这种短暂的改善很快被打破，已潜伏了两天的戴涛少校终于露面，与两个从屠杀现场死里逃生的中国军人一起进入教堂避难，这样，军人的进入使教堂就不再是战时的中立区，而此时教堂外面已经血流成河。可就在这危在旦夕的几天里，厨师陈乔治与妓女红菱做起了食与色的交换；妓女玉墨与少校眉目传情，翩翩起舞，窑姐们似乎开展起“劳军”的活动。连偷窥的女学生孟书娟也认为，副神甫法比“再不干涉，秦淮河的生意真要做到教堂里来了”。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啊。小说的这段描写，正是为了表现末日来临前的相对平静，实际上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三批中国人的进入，就像一个又一个套，结成了环环相扣的连环套。表面上他们都得到了庇护，但条件却没有得到改善，相反却在日益恶化。随着邪恶势力的进入，暂时建立起来的平衡终于被一再打破，一幕幕悲剧不断上演。日军第一次侵入是借口找吃的，结果发现神甫的“老福特”，便作为战利品开走了，事实打破了神甫的幻想，再“没有任何地方对占领军是禁地”；第二次是日军得到情报强行进入教堂搜捕，当戴少校看到教堂里的厨师遭枪杀、法比神甫遭枪伤、战友被指认后，便毅然暴露自己的身份，企图保护大家过关，结果中国军人当场被残忍杀害；中国军人的遇难，激发了头牌窑姐玉墨的献身精神，当日军第三次找借口搜寻女学生时，在她的带头下，“金陵十三钗”毅然假扮成女学生赴难。
显然，小说解套的程序恰好与结套的程序相反，因为在小说里，后来者总是成为殃及先来者的原因。当然，日寇的屠城才是最终的原因，但是由于他们的长期占领，使得这个根本原因难以消除。这样，解套只可能从牺牲最后来避难的中国军人开始。中国军人的挺身而出，暂时救了教堂里所有的中国女人，他们以自己的死亡作为代价。而最后妓女们的挺身而出，又救了所有的女学生，保全了她们的童贞，却以自己遭受蹂躏乃至牺牲生命作为代价。多少年后，成为“我”姨妈的孟书娟完成了对13个秦淮河女人下落的调查，其中2个因反抗未遂被当场杀害，其余11个都成了慰安妇，大多死于非命，只有赵玉墨逃跑成功，在战后南京举行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大会上，正是毁了容换了身份姓名的赵玉墨指认了日本高级军官的一次有预谋的、大规模的对中国妇女的强暴行径。
与全景式表现南京大屠杀的作品相比，《金陵十三钗》的笔触只是选取教堂的一角，以文学的手段表现了南京大屠杀的一个“细部”，叙述一个“最后的绿洲”的沦陷，却能以小见大、由点及面。教堂宛如当年南京的一个缩印，财物被劫掠，男人遭屠杀，女人被奸淫，深刻暴露了当年日本侵略者无端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制造令人发指的人间惨剧，其罪行足以与纳粹制造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屠杀相提并论。他们欺骗被俘的中国军人，集中到一处集体屠杀，继之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大开杀戒，还奸淫中国妇女，总计在南京屠杀了30万之众。这种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可谓罪恶滔天、罄竹难书。小说使教堂惨案与南京大屠杀构成了以小喻大的喻指关系。作者作为一个华人知名作家，多年来一直关切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现在根据有关史实记载，演绎了这段国耻民愤的历史，提醒我们不忘耻辱，永远记取历史的教训。
小说总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相互关系来推进故事揭示主题的。在《金陵十三钗》中，两个美国神甫的形象是以“庇护者”的角色出现的，刻画得相当成功，表现出真正的基督精神。而在性格描绘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少校等中国军人在小说中担任了“求助者”和“义士”的双重角色，因为最后他们以牺牲自己庇护了20多个女人。女学生是战争中最柔弱的生命，在小说中担任了“受庇护者”、“幼兔”的角色，她们在窥视孔中目睹了教堂屠杀的全过程。神甫的庇护、中国军人的义勇、窑姐们代自己去受难，无不震撼她们幼小的心灵。她们不再懵懂，从此懂得了感恩和仇恨。
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着墨的重点是一群妓女，在严歌苓的笔下，她们既是“求助者”，又是“替死者”。后一个角色定位，英格曼神甫已经为她们“残忍”地预设好了：“为了保护一些生命，他必得牺牲另一些生命。那些生命之所以被牺牲，是因为她们不够纯”，“他被迫作出这个选择，把不太纯的、次一等的生命择出来，献上牺牲祭台，以保佑那更纯的、更值得保存的生命”。然而，玉墨不待神甫开口，就带头站出来“垫背”，为保全比她们更为孱弱的生命宁愿担当替罪羊的角色。当她们以拯救他人来拯救自己时，她们的罪孽得到了消除，灵魂得到了清洗，就像提香名画中“抹大拉的玛利亚”一样，具有了并不轻贱的灵魂。所以，当小说中，她们易装走出教堂时个个夺目，“她们是南京城最漂亮的女学生”，“因为女学生对她们是个梦，她们是按梦想来着装扮演女学生的，因此就加上了梦的美化”。严歌苓将低贱与高贵、纯洁与不纯这种天平两端的概念，拉开又聚拢，其具有的巨大的表现张力，是属于小说本身的震撼之感。
(作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