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民
誉满国内外的考古学大师夏鼐先生毕生的真实记录，时间跨度五十多年、总计440万字的《夏鼐日记》，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本人作为亲沐先生教泽三十余年的学子，有幸与先生子女一道进行日记的整理，历时十个寒暑。面对日记的详细记述，重温先生不平凡的学术经历，回忆自己亲历的日日夜夜，从1952年在北大聆听他讲授考古学通论课程，到在他直接领导下从事秘书工作和各项编撰工作，记忆犹新，思绪万千，从而更加深切地感受这位大师的高尚品德、多样才华和卓越业绩。
整理夏鼐先生的日记，难度是很大的。他这五十多年时间，每天接触过哪些人和事，都有十分具体的记载。大部分时段，日记以行草体书写，字小如豆(甚至字小如蚁)，内容涉及许多方面的专门学问，辨认全部中文还比较容易，而大量外文的人名、地名、书名和专名，将其准确地录人并括注译文，就相当困难。经多方请教有关专家，力争使之得到较好的解决。
整理《夏鼐日记》的过程中，对于先生的品行，感受最深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勤奋。夏先生从青年时代到晚年，无论公私事务怎样繁忙，总能忙中偷闲坐下读书。他的日记中，对每天读什么书、读多少页，几天读完、共计多少页，都有详细的记载。古今中外，方方面面，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可谓无所不读，范围既广，效率又高。夏先生学识渊博、视野广阔，绝非偶然，完全是他勤奋努力、刻苦钻研的结果。他不仅注重实际，而且注重理论。早在学生时代就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以及普列汉诺夫、河上肇等人的著作。后来又注意阅读西方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不同流派的代表性著作。他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前四史”、《资治通鉴》、《尚书》、“三礼”，以至唐诗和明清笔记，也都下过一番功夫。
第二是谨严。夏先生阅读各种书刊，往往贯穿着相互对校和追本溯源的方法，以期谨严地探求真知，而不能容忍粗疏，不愿迷信权威。就读清华时期，选修名师陈寅恪“晋南北朝隋史”课程，所写作业对陈师的北魏时期中原汉人“无服兵役义务”说提出商榷，获得“所谓甚是，足征读史细心，敬佩！敬佩！”的赞许批语。所作对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清史名家萧一山著作的书评，曾不留情面地公开指出他们的许多硬伤。留学英国时期，原本师从一位中国美术史教授，发现学不到日后真正有用的东西，便断然改换门庭，知难而进，转攻埃及考古学，迅速出色地掌握艰深的专门学问。夏先生坚持谨严的治学态度，也就造就了中国考古学界的优良学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书刊，包括英文提要、英文目录，几乎都在出版前经过他的仔细审阅。夏先生审阅所内外许多同志的文稿，阅读国内外新出版的刊物，往往在日记中留有批评的文字，某一篇文章“写得较好”，某一篇文章或某一本书“错误很多”，是怎样的错误。
《夏鼐日记》真实地记录了这位新中国考古工作的指导者，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引航掌舵、辛勤耕耘的历程。夏鼐领导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三十余年，主持制定考古研究的长远规划，亲临现场主持和指导一系列重要发掘。他以娴熟的发掘技巧，在数九严寒的中原大地，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古代木车痕迹。忍着病痛潜入阴暗的北京定陵地宫多日，亲手清理万历帝后棺内的糟朽文物。还具体指导过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广州汉代南越王墓等项发掘。直到去世前几天，仍然不顾年迈，远道前往骄阳似火的洛阳附近，视察偃师商城遗址发掘工地。
夏鼐十分重视与相关科研领域之间的协作，积极引进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放眼世界文明发展领域；并且为保护祖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与各种破坏文物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至于夏鼐本人的具体学术研究，对中国史前考古学、中国历史考古学，以及中国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都曾作过深入的探讨，作出许多开拓性的卓越贡献。日记对其一系列名篇的撰写过程，也都有所记载。这样一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实录，不仅是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上难得的重要史料，而且处处体现他本人一贯坚持的勤奋、谨严治学精神，对于我们后辈学者，特别是青年学子，无疑将有莫大的启示和教益。
《夏鼐日记》的内容十分丰富，文笔也很生动。夏鼐生前与国内外学术界有广泛的交往，足迹遍及国内大部分省区，出访过十多个国家。日记既记录了各地名胜古迹的牌匾和碑刻文字，风土人情、社会新闻乃至市场物价，还记载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本人和友人的一些诗作。尤其难得的是他与许多老一辈的学术大师近距离接触的情况，其中有早年聆听鲁迅、章太炎、伯希和、斯坦因、罗素讲演的情景，考古学方面得到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及皮特里、惠勒、柴尔德等的悉心指导，与高本汉讨论某些青铜器真伪和古代汉语语音，与郭沫若讨论中国文字起源问题，以及与胡适多次促膝夜话，与李约瑟数十年交往，等等，风趣十足，引人入胜，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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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1910～1985)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在就读清华大学历史系时期，他师从陈寅恪、钱穆、雷海宗、蒋廷黻等名师，与吴晗、钱钟书等被誉为清华园的几大才子，先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后转中国近代经济史，在史学领域已经崭露头角。留学英国期间，他得到埃及考古学泰斗皮特里等名师的器重，努力学习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提出独到的见解；系统地进行了古埃及串珠的断代研究，在该课题的研究中作出了至今无人超越的突出贡献,成为中国第一位卓有贡献的埃及考古学家。
夏鼐本人的学术研究，具有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治学谨严的特点。他在中国史前考古学、中国历史考古学、中国科技史的考古学研究以及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学研究等领域，作出了许多开拓性的贡献。
留学回国之初，他在抗日战争后期的苦难岁月，前往甘肃地区考察将近两年，经历自然和人为的种种艰辛，取得中国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卓越成就，从而确立了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地位。解放前夕，他曾一度代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等职。夏鼐领导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三十余年，主持制定了考古研究的长远规划，多次亲临现场主持和指导北京定陵、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广州汉代南越王墓、洛阳偃师商城遗址等重要发掘。
由于他在考古学领域的重要贡献，夏鼐先后荣获英国学术院、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美国全国科学院等七个外国最高学术机构颁发的荣誉称号，人称“七国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