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8日，杭州的室外温度达到37摄氏度，热到窒息。麦家躲在一家宾馆里静心写作。傍晚休息时间，他在酒店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麦家很内向，想要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并没有走进他的作品那样容易。来杭州3年多，麦家连一次西湖都没去过，甚至连离家百米远的街道名字都不知道。尽管他在大半个中国都留下过脚印，但却没有一次是旅行。如果有较长的时间可以休息，他会买一车书回来，躺在沙发上慢慢看。读书，是他最好的旅行。
作品之外的麦家，其实有很多惆怅。年迈的父母是他如今最牵挂的人。回到父亲身边，然而父亲却没法再唤他“老二”，再对他嘘寒问暖。这是最令他心酸的事情，即使逃入虚构的小说世界也无法回避和逃脱。
作品的成功让麦家收获了名利。但他的骨子里依然是个悲观主义者，并坚称这一点无法改变。一般人看来，麦家现在有地位有名气，会很幸福。但麦家知道，幸福与物质没有任何关系，他觉得幸福是一种习惯，有人生活贫穷但照样很幸福。他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荣幸。
“作家要学会低调做人，从我个人的性情而言，我确实不爱张扬。经书上说，谦卑是美德的最大养料。至于我的处世方式，谈不上哲学思辨，不过是我在自我检查而已。”——自我剖析
“他对我笑，母亲说是傻笑，他对我哭，母亲说别理他，他对着一只竹篮子喊我的名字，而当真正面对我时又无动于衷，不会起身迎接，不会问寒问暖，当我告别时不会挽留，不会一如既往地对我说，路上小心一点，没事就多回来看看我们。这是最令我心酸的，即使逃入虚构的小说世界也无法回避、逃脱。”——心痛父亲
落叶3年 趁父亲健在，该尽尽孝了
2008年年底，麦家回浙江老家探亲时，父亲拉着他的手说：“你能让我家老二回来看看我吗？ ”蹲跪在地上的麦家大声告诉父亲：“爸，我就是老二！”但身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一脸漠然。麦家再也不能离开。他做出一个人生中重要的决定，把家从成都搬到杭州。看到父亲已经风烛残年，他知道自己必须尽尽孝了。
记者：从成都回杭州3年了，这3年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麦家：我的生活状态不大会因为城市的改变而改变。有人曾经说：只要有一张桌子、一把柔软的椅子，到月球我也就是写作。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工作方式。作家的天赋是对胡思乱想充满热情。我是个典型的幻想狂，过着十足的宅男生活，满足于以抽象的方式占有这个世界。我想要的生活有很多，比如空一点闲一点，到处走走，或者抽点时间陪一下儿子，但是这种日子过不了几日就会对自己说：还是写吧。回杭州有收获，那就是我能随时回家，我收获了孝敬父母的机会，这让我的内心更加满足、平静和安宁。
记者：在《二说成都》中，你说，“我不知道自己离开了那么多城市最后落居成都是对还是错，我只知道以后我再不会到其他城市去居住了”。但你还是离开了。
麦家：人生是无法设计的，预计的结局往往会成为你的笑柄。我从内心里说喜欢成都，我希望永远留下来，跟她“结婚”，白头到老，厮混一生。但正如我们经常不能跟喜欢的人共处一个屋檐一样，我最终还是离开了成都。留在成都我是要理由的，但到杭州我却不需要理由，我本来就从这儿出发，回来而已。在杭州，父母的事情都是必须服从的命令，对一个宅男来说有些不适应，甚至会烦恼，但想到这是尽孝，也就释然了。
作品转型 谈情说爱 不信40岁还有爱情
麦家在文坛好似一个独行侠，他被称为是“新智慧小说”的掌门人。然而，在《解密》、《暗算》、《风声》等多部作品走红之后，麦家却宣称这类小说已经走向没落。麦家不止一次说过，他会转换创作题材。那么，谁能想象得出，麦家笔下的爱情是怎样的呢？
记者：听说你有可能写一些关于亲情、爱情方面的题材，你笔下的爱情会是怎样的感觉？
麦家：在两个人爱恨问题上，尤其是男欢女爱的情感问题，我一向是不相信任何说教或经验之谈。有道是，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把爱弄痛而成真爱，越痛越爱、越真，在我看来有点堂吉诃德，也有点阿Q。但对崇尚这两位经典形象的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这么修炼情感生活。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个人是没有完全选择权的，也许我就生活在这种“爱情”中，但我决不会自我欣赏。我觉得我是在受惩罚。
如果20岁时让我遇到这种爱情，我会快刀斩断，而且相信一定能“两断”；30岁我还会举刀砍，但不敢肯定一定能“砍断”，砍断了庆幸，砍不断会郁闷，生不如死；到了40岁，即使砍不断也不会有生不如死的感觉。因为到了40岁我知道了，人在世上受惩罚是生活的重要内容，逃不掉的。某种意义上说，我不大相信40岁的人还有爱情，40岁的人只有生活。尤其是今天，正如我在微博上说过的那样，现代人生活最大的特征是没有诗意。爱情是诗意的，人在青春期都是诗人。
心中父母 父亲没文化却像个哲学家
1964年，麦家出生在浙江富阳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上有哥姐下有小弟，父母唤他“老二”。在童年的记忆中，受成分的影响，麦家常常遭周围人的白眼。 1978年正月初二，父亲告诉麦家：“高中不搞推荐了，能不能考上，就看你的本事了。 ”父亲还说，“文化像太阳光，火烧不掉，水淹不掉，谁也没收不了。 ”这一年，麦家考上了高中。
记者：你在博客中多次提到父母，你的父亲现在是怎样的状况？
麦家：我父母都是农民，识字极其有限，反正绝对看不了我的书。他们做梦也不会去想让我成为一个作家，他们希望我成为公务员，当官，而且最好是乡长，顶多是县长。我在写作他们很长时间都不知道，直到我所谓的成了名，记者去家里采集我的童年生活，他们才相信“我有了出息”。现在他们都老了，母亲78，父亲82。母亲的身体还行，父亲正如我在微博里提到的那样，早已经不行了，他的脑子像一朵坚强又无法抵抗枯死的花，在病病歪歪地拖腾了几年之后，到了去年夏天，彻底告别了记忆，连我都不认识了。现在我每次回去，父亲总是拉着我的手，要我给他的老二打电话，让“他”回家看他。而我，就是他的老二。
父亲犹在，但形同虚设，他再不会给我打电话，不会对人夸耀他家老二是如何有出息，不会对我数落母亲是如何小气不给他钱花，不会要我给他讲外面的稀奇，不会，不会，什么都不会了……他对我笑，母亲说是傻笑，他对我哭，母亲说别理他，他对着一只竹篮子喊我的名字，而当真正面对我时又无动于衷，不会起身迎接，不会问寒问暖，当我告别时不会挽留，不会一如既往地对我说：“路上小心一点，没事就多回来看看我们。”这是最令我心酸的，即使逃入虚构的小说世界也无法回避、逃脱。
另类自己 内心悲观感觉不幸福
麦家的小说充满智慧。然而，他身边的许多朋友却评价他是一个情商非常低的人，他简单、幼稚，纯粹到了极点。在朋友眼中，他的性格像大熊猫一样稀有。然而，麦家心中的自己是个地道的悲观主义者。他怀念十几年前不出名的岁月，简单轻松。他排斥成名后带来的种种干扰。所以，他常常让自己躲起来，躲开外界的种种诱惑。
记者：你对儿子的教育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麦家：我曾经把儿子送到老家富阳的学校念书。一是让他亲近亲近故土。他出生在成都，长在成都，自认为是个地地道道的成都人，对富阳基本没有什么感情。二是让他可以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好好学习。可是效果并不理想。只读了一年，又回到杭州了。
记者：你的人生经历为你的写作提供的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
麦家：我想我应该是个悲观主义者，我笔下的英雄最后不是疯了就是死了，也是因为我比较受压抑的童年养成了一种不是那么乐观的人生观。这个是没法改变的，一个人要幸福，一个美好的童年太重要了。一般人看来，你麦家现在有吃有喝，有地位有名气，很幸福啊。其实幸福和物质条件没有任何关系，幸福是一种习惯，有人生活贫穷但他照样很幸福。我没有这个荣幸。博尔赫斯说：“我犯下了人类最深重的罪孽，因为我从来不感到幸福。 ”
记者：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呢？
麦家：有点数年如一日的感觉。每天早晨九十点钟起床，吃完早饭，二十分钟散步，回来写作。写到下午两点吃中午饭，喝杯牛奶，吃个面包。不能吃太饱，饱了头昏，然后写到五点钟，等儿子放学回来，休息。晚饭吃的特别多，三碗米饭，完了我会一个人长途跋涉，散步两个小时，我的很多故事都是在散步中想象出来的。
此外就是应酬，有些事你虽不擅长但碍于面子，还是要去应酬的。不同的是，有些人喜欢跟人打交道，泡吧，聊天，交际，其乐无穷，对我来说这种生活可能是忍受。但忍受又是生活的一部分，尤其对于我，忍受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这种“忍受”，会让你的生活态度充满矛盾吗？对作品有怎样的影响？
麦家：说实话，作家现在有什么高调的？这不是作家叱咤风云的时代，文字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微弱，作家正在日益边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要学会低调做人，从我个人的性情而言，我确实不爱张扬。经书上说，谦卑是美德的最大养料。至于我的处世方式，谈不上哲学思辨，不过是我在自我检查而已。我相信每一个人只要去自我检查都会发现问题，看见问题总比没有看见要好。人的精神和身体是一回事，过分自信，甚至明知有“病”不闻不顾，也许有一天就出大问题了。我对写作一直有更高的期待，所以我从来不对已有的作品包括所谓的荣誉沾沾自喜，在我看来，别人给我任何荣誉和指责都是在以不同方式鼓励我写出更好的作品。 首席记者李洪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