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毅平
先说一篇日本小学生的作文，题目叫“兔子的耳朵”(应该是非命题作文吧)：
我养了一只兔子。这只兔子是人家送给我的。因为家里有狗和猫，所以就把兔子放在门口和猫狗分开养。我每天早晨去上学时，总要抱起那只兔子爱抚一番。
这是上星期四的事。那天早晨我去上学，走到门口一看，兔子的两只耳朵只有一只竖着，另一只倒在一边。我对它说：“唷！怎么回事呀！把那只耳朵也竖起来吧。”可是兔子不理我。“那么让我给你扶起来吧，”我用手扶起了它的耳朵。可是一放手，那只耳朵马上倒下了。我就对阿姨说：“阿姨，请你把兔子的耳朵竖起来。”阿姨就用脚夹起了兔子的耳朵。可是阿姨的脚一松开，那只耳朵一下子又倒下了。阿姨说：“多奇怪的耳朵呀！”说着她就笑了。
小作者时年七岁，叫悦子。她阿姨叫雪子。晚上悦子睡觉以后，雪子看了这篇作文，觉得“用脚”举动不雅，连忙把它涂掉，改成“阿姨攥住兔子的耳朵，让它直立，可是阿姨一放下那只耳朵，它就又倒下了”。本来最简单的办法是把“用脚”改为“用手”，但实际上当时确实是用了脚，雪子考虑到不应该教孩子写假话，所以才模棱两可地改成那样的。但悦子仍难以理解阿姨的改动：
“阿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行？”第二天早晨悦子看到雪子改过的作文，开口就问。
“小悦把阿姨用脚夹兔耳朵也写进作文，多讨厌！不写也可以嘛。”
“可是，你不是用脚夹的吗？”
“嘿！用手去碰那东西多恶心……”
“噢。”悦子露出怀疑的神色，“那是可以写出原因的呀。”
“但是，这种没规矩的样子怎么能写进去呢？老师看了会认为阿姨举动粗野的。”
“噢。”尽管雪子这样解释了，悦子似乎还没有完全明白。
这篇作文，以及围绕这篇作文所发生的故事，都写在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的长篇小说《细雪》(储元熹译)里了。
这篇作文有我们所谓的“思想性”吗？没有。有我们所谓的“意义”吗？没有。但是，“悦子的作文在学校里是优等，这篇作文写得也很出色，雪子借助字典才给她改正了几个错别字，别的语法修辞上的错误根本找不出”，可见日本的作文评价标准与我们很不一样。雪子的改动还算有限度，只是模棱两可，并没有说假话，但悦子的疑惑表明，即使这样的改动，也有违她所受的作文教育。这就说明，在日本的作文教育中，如实地写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思想性”或“意义”，则显然不在要求之列(如果是在中国，老师大概会要求最后加上几句“点睛”、“升华”之语，诸如“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长大后做个科学家，这样就可以弄清楚兔子的耳朵为什么会这样了”之类)。
这篇作文是直接来自孩子的呢？还是小说家捉刀代笔的呢？读者自然会发生这个疑问。但我们对此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作文在日本能够得优等！我们关心的是，大作家显然欣赏这样的小作文！
我曾在日本的大学里教中文，也让日本的大学生写作文。读他们的作文，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像悦子的作文一样，怎么想就怎么写，不虚伪，不矫饰，不做作，一句是一句，没有空话套话，不会硬塞入我们所谓的“思想性”，不会硬赋予我们所谓的“意义”。也有在中国受过作文教育的日本“小海龟”，文风明显华而不实：“啊，老师(或母亲、父亲)，你是我生命里的红烛，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却燃烧尽了你自己……”
我读日本文学，也有同样的感受。用我一个学生评论小泉八云《怪谈》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中国式的伦理纲常，想淫就淫，想要钱就直接去做”(别误会，说的是文学里，不是生活里)。也正因为这样，川端康成有《古都》，也有《睡美人》，谷崎润一郎有《细雪》，也有《疯癫老人日记》。探索人性可以到如此深度，就是因为全无顾忌或禁忌。我们缺少这一类作品。
再说一篇中国小学生的作文，题目不详(也许是周记之类)，姑且叫它“三个孙中山”吧，转引自复旦附中黄玉峰老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人”是怎么不见的？》：
星期天，我们去中山陵了。中山陵上有三个孙中山，后面一个是站着的，再到里面，看见一个是躺着的。三个孙中山的脸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玩了一会儿，觉得没劲，后来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黄老师的点评很精彩，也很到位：
你看，多么有灵气！多么有童真童趣！真可谓是天籁之音！将来一定是研究问题的高手。可是老师说，要写有意义的事，要有思想性，不能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不能胡思乱想，对伟人不尊敬。因为科学主义告诉我们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写健康的东西，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应该开头写什么，中间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就这样，可怜我们孩子的思想幼苗被掐断了。
我想，被掐断了的，不仅是孩子的灵气，也是中国文学的希望。因为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从小学生作文写起的。中国小学生的灵气不比日本的差，但我们的作文教育戕害了他们；中国作家的天赋也不会比日本的差，但从小受的作文教育会拖累他们一生。
想起在“新鉴真轮”上听到的广播：“……美丽的濑户内海，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很文学也很中国，撰稿者当年的作文成绩一定不赖。但看看舷窗外面，风景确实美丽，帆却一片也无(现在的濑户内海里根本就没有帆船了)——睁着眼睛说瞎话呢！这就是我们作文教育的成果。这样的作文、文章滔滔皆是。
当然，这种所谓“思想性”、“意义”的要求，也非始于今日，而是中国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文心雕龙》就主张，诗要“持人性情”(《明诗》)，鲁迅讥之为“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又说，“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摩罗诗力说》)。读汉赋，最怕曲终奏雅；读唐宋八大家，最怕文以载道；看今日的小品，最怕音乐起，说教来；看报刊上的“优秀”作文选，最怕“大文化”排比铺陈，“假大空”议论抒情，格式化起承转合……
二十多年前，有人曾问章培恒先生，如何看待“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之间的异同”，章先生回答“只有一条”：“中国和日本的现代作家都得到过有影响的国外文学奖，这是同；中国作家得到的是斯大林文学奖，日本作家得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异。”(《章培恒谈读书》，载《新民晚报》1989年8月8日)
我们的文学离世界水平有多远我不知道，但据我对当代中日文学作品的有限阅读，我知道我们至少离日本文学还有点距离。当然，这只是我非常个人的感觉和看法，原是不作数的，大家可以无视飘过。
但如果真有距离，那么这个距离，应该是从小学生的作文开始的。中国文学，至少是现在的文学，至少比起日本文学来，是输在了起跑线上的。
要缩短中国文学与世界水平的距离，首先须改革的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尤其是作文教育。少命题，少规定写法，少要求所谓的“意义”，所谓的“思想性”，多让学生“我手写我口”，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三个孙中山”受肯定了，中国文学才有希望。
2011年6月22日于沪上胡言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