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功臣
在得知先遣连的困境后，远在新疆的王震将军就下达了“不惜代价，接通运输线”的指示。王震在给西北军区发电报请求上级支援的同时，还两次为先遣连全体官兵请功，称先遣连“历尽我军长征以来最大之不幸，最重之苦难”。
1951年年初，救援队伍带着1700多头毛驴、几千峰骆驼和骡马分三批先后进藏。第一批500头毛驴组成的驮运队没有翻过界山就全部倒毙；第二批又是500头毛驴，只有16头翻过了界山达坂，但在失当古宿营时又被全部埋在了雪里。
1月11日，第三批由707头毛驴和牦牛组成的驮运队，满载1.5万斤给养、食盐和年货从于阗出发。25天后，当驮运队到达界山达坂附近时，只剩下30多头牦牛。进藏时每头牦牛驮40公斤粮食，却还不够牦牛沿途的饲料，基本消耗光了。驮运队决定除留下3头牦牛外，其余全部杀掉，只留两人继续往前赶，其余人员返回于阗。
维吾尔族救援队员塔里甫·伊明和肉孜·托科提拉着3头牦牛艰难前进，途中又遇暴风雪，牦牛跑散了，塔里甫在追赶牦牛时牺牲。肉孜·托科提赶着剩下的两头牦牛，终于在正月初七那天到达两水泉，为先遣连送来代价高昂的1.5公斤食盐、7个馕饼和半马褡子书信。
信件都是来自内地的慰问信。指导员李子祥一封封地读给濒死的战士听，给了他们最后的安慰。
1951年2月5日，春节。这一天清早，又有2名战士死去。如果他们知道身后几个小时后发生的事情，当会使得烈士的英魂获得一丝安慰。
这一天的中午，先遣连的电台收到了一份落款为“西北军区党委”的电报：你们是党的忠诚战士，军区党委决定授予你连“进藏英雄先遣连”称号，并为全体同志记大功一次。
自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组建自己的军队以来，以一整个建制连队每人记大功一次的，仅此一例。
一直到1951年5月，冰雪开始消融之时，随着后续部队的到达和驮运线的接通，先遣连才从死亡威胁中挣脱出来。可他们的总指挥和党代表李狄三，却在这样的时刻轰然倒下，成了先遣连牺牲在扎麻芒堡的最后一人。藏北高原上，总共留下了63位先遣连烈士的忠骨。
李狄三是先遣连最早患高原病的几个人之一。可这位先遣连的直接领导、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却从未流露半点气馁或绝望的情绪。
李狄三烈士牺牲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的第5天。在他生命弥留之际，神智已经恍惚，部队首长俯下身子，贴着他的耳边说：“李狄三同志，你已经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已经在北京签订了。”
李狄三的通讯员曾自修至今仍健在，生活在甘肃张掖。只是老人因身患严重的老年疾病，已不能接受采访。此前，他曾著文回忆，在李狄三病危的时候，党支部一度决议要他使用仅有的几支盘尼西林。然而，李狄三却在病榻上说，恳请大家不要形成决议，以免让我临死还背上个不执行决议的名声。
后续部队到达扎麻芒堡时，浮肿已经使李狄三几乎睁不开眼睛了。后来整理他的遗物时，曾自修看到李狄三在日记上写道：连队到扎麻芒堡不久，我就病倒了，工作没有做好……
李狄三日记的最后一页写于1951年5月7日，那是他的遗嘱：两本行军日记交给上级，几本书、笛子、一件皮大衣和茶缸分别送给几个战友，衣服交给炊事班的同志，“因为他们的衣服烂得厉害”。一支钢笔——南泥湾开荒时王震旅长发给的奖品——希望转交给他的儿子，还有一条藏族头人送的狐狸尾巴，“请转给我的母亲”。
最后的老兵
1951年6月6日，先遣连及后续部队自扎麻芒堡再次出发。部队首先向位于改则南的普兰进发，然后向西转进，前往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噶大克。
进军阿里嘎本政府所在地噶大克的任务原本没有派给先遣连，而是连队向师党委发电报请求。此后，除病号继续留守扎麻芒堡外，先遣连其余45人分成两个梯队进发。
8月3日，先遣连到达噶大克。战士曾自修回忆说，他们行进至一个坡顶时，终于看到噶大克。那时已经是下午，远远望去小城只有十几座石头房子，百十人的身影。
他环顾左右，看见那些疲惫的战友衣衫褴褛，面有饥色，并没有人掉下一滴眼泪。
当天下午，先遣连在赤门色专员的住地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至此，经过一年零三天的艰苦进军，先遣连圆满完成了“挺进藏北，解放阿里”的任务。
历史却在之后不久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阿里解放后，先遣连就留在普兰，担负起达马山口至兰批雅山口一线的边防任务。这期间，部队的电台发生故障，与上级失去了联系。
就在上级单位急切地联络这支部队时，西方媒体转发了一条来自印度的消息：“中共军队驻藏北一部，因不堪忍受中共之压迫，近日多次派员与某国驻军接触，有请求受降之意”。
时值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已经“失踪”很长时间的先遣连，被后方不知就里的人们和这条消息联系了起来。一时间，丰碑蒙尘，英雄蒙冤。
《阿里军分区战史》这样记载：在阿里开展“三反”运动的工作组抱着“抓典型”、“打老虎”的报功心态，随意将“三反运动”扩大化，捏造先遣连内部有叛国分子，无端炮制先遣连连长曹海林等人为“叛国集团”。
先遣连被解除了武装。据说，当时工作组准备将曹海林等人“就地正法”，但在新疆军区王震、左齐、郭鹏等将军的再三交涉下，才决定将“叛国集团”押回新疆处理。
彭青云得知这一消息时，已离开先遣连两个多月了。当时，他以进疆部队和进藏部队双重代表的身份，准备进京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到了四川境内。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的连队会“叛国”，一度想返回阿里，最后是在西藏和西南军区几位领导的劝说下，才如期到京。在北京期间，彭青云对上级“用脑袋担保”：先遣连不会叛国！
曹海林一行被押送到新疆皮山桑株达坂下的路口时，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原二军军长郭鹏亲自前来迎接。先遣连参谋周奎琪在日记中写道：当我们的队伍离军长还有几十米时，军长就大步迎了过来。队伍停下来了，谁也不说话……郭鹏亲自为曹海林松绑，负责押送的人试图阻止，郭鹏一巴掌甩在那人脸上，怒骂一声“混蛋！”
经过一年之久的审查、甄别，这起涉及60多人的“叛国集团”冤案才被平反。之后，战士们有的复员回到原籍，有的被遣送到兵团农场劳动，只有少数人留在了部队。
60年前，先遣连在西藏乃至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次史诗般的远征。
60年过去，这些英雄的老兵多已故去，现存于世的也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连长曹海林退伍后一直在阿克苏的生产建设兵团生活。此后在政治运动中遭遇多次冲击，甚至被捕入狱。一位作家曾就此采访过他，他说：“当娘的有时不也会错怪自己的儿子吗？”老人于上世纪90年代去世。
指导员李子祥，在先遣连解散后复员，回到山西闻喜老家，曾当过村干部，如今生活在一家养老院里。他的一个孙子现在在阿里服役。
副连长彭青云，继续在阿里部队服役，曾驻守普兰。此后，他在北疆的一个兵站度过了十几年光阴，直到一位留宿在此的军区领导偶然得知这位曾叱咤风云的特级战斗英雄，才得以调动。四年前患脑血栓，常年住院。
通讯员曾自修和翻译乔德禄现在都生活在甘肃张掖。两人都在部队继续服役了一段时间，上世纪60年代转业到甘肃的一个农场。即便是邻居，也只当他们是两个老态龙钟的平凡老人。
……
曾经的苦难，曾经的荣耀，已成记忆。完成了那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后，先遣连战士们的个人命运随着历史的波涛，起伏汹涌，终归于平凡。
本文采写得到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退休干部陈永泰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