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旅顺港的经营从光绪六年(1880)十月开始着手，到光绪十六年(1890)九月全工告成，实为我国近代举办的第一件巨大工程。以时间而论，前后历时十年之久；以财力而论，耗帑约二三百万两。以我国当时的科技情形而言，所遭遇的困难显而易见。 (王家俭)
本期阵眼
在督办旅顺港工程的几批官员中，真可谓庸能两重天。庸腐的黄瑞兰虽然给李鸿章送了大礼，但是也没能保住这个“都是油水”的大工程。而勤勉的袁保龄为督办此工程鞠躬尽瘁，完成了工程的大部分项目，却因又气又累，壮年早逝。
光绪八年(1882)二月，朝鲜内乱，鉴于日本对朝鲜的野心，以及法国侵略越南日急，李鸿章虽然以丁母忧辞职回籍，但对旅顺建港的工程仍十分牵挂。他先后派出三批官员督办此项工程。第二次派的黄瑞兰把工程搞得一塌糊涂；而第三次派的袁保龄虽然遇到了无数困难，但凭借他的定见与魄力，还有对工作的一片赤诚之心，终于完成了旅顺港的大部分工程建设。
庸官 干活不使劲，挥霍公款挺来劲
李鸿章派赴旅顺经营此项工程的人员前后有三批。第一批是在光绪六年(1880)之冬，奉命前往者为县令陆尔发、德员汉纳根。陆氏原在北洋办理洋务，对工程是外行。他此行主要目的是帮汉纳根修筑黄金山炮台。
第二次是在光绪七年 (1881)，时值于英所购的两艘快船抵华，李鸿章前往大沽验收，顺道前往旅顺勘查，决定在经费许可的范围内，按年将旅顺的工程加以扩大。因此调回陆尔发，改命他的亲信、海防营务处道员黄瑞兰前往旅顺，设立海防营务处工程局，主持炮台及拦水坝的工程。不料，黄氏贪鄙无厌，慵懒无能，根本不解工程，任用私人，随意挥霍。而且与德员汉纳根无法合作，以致工程难以进展，这使李鸿章很是恼火。
就在此时，门人传报：“有一位先生，跟着两个壮汉，要来拜访老爷！ ”“老夫人刚归天，家有丧事，一概不见！ ”“遵命！ ”门人对来者道：“老爷有话，家有丧事，一概不接见拜访客人。 ”那位来人一听，急忙道：“我们是不远千里前来送慰问礼金的，黄大人有亲笔信在此。”“礼多人不怪”，古来如此。李鸿章得知后气消了不少，因为他此时急需用钱，多多益善，可谓雪里送炭，就命他们入内。经过一番密谈后，便“笑纳”了这一大笔礼金。但在李鸿章的心中，黄瑞兰实在太混账了，这么重要的旅顺港工程交给他，竟将专款随意挥霍，且与德国工程师关系紧张，工程弄得一塌糊涂，实在没法再袒护他了。
能官 鞠躬尽瘁，完成大部分工程
晨起，李鸿章连已形成习惯的铁观音早茶也无心饮用，便磨墨提笔给时任直隶总督张树声致函。提出将任性乖张的黄瑞兰自旅顺撤回，另委深明旅顺形势的营务处道员袁保龄前往。
身份：袁世凯的叔父督办：精简人员、同地方搞好关系人事：多名外籍员工，不好管理困难：因建筑材料与外籍“专家”起争议尽职：又累又气，48岁壮年早逝
袁保龄(1841~1889)，幼读经史，胸怀伟略，同治元年中举人，是咸丰、同治年间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甲三的次子，也是袁世凯的叔父。同治二年，随父到皖北围剿太平军。同治五年，进京任内阁中书，侍读13年。他对洋务颇有认识，在海防问题上也非常留意，深得李的赏识。光绪七年，被李鸿章调赴直隶，委办海防营务处。至于旅顺口在海防上的重要性，他的认识尤为深刻。在他奉命遍历北洋各口实地勘查后，认为：大沽、大连、烟台、登州、威海卫诸口都有缺点，唯有旅顺最优。他看出旅顺有“六大优点”，并提出：以此六项优点，若再举数百万之经费，经营海之北的旅顺以及海之南的威海，筑堤浚澳、建船坞、营炮台、设武库，数年之后，规模大备，对中国海防助益颇大。他的这份报告对李鸿章启发很大，使其对选择在旅顺口建军港和大坞更加坚定不疑。
袁保龄自光绪八年(1882)九月赴旅顺总办北洋旅顺营务处工程局，至光绪十三年(1887)十一月，旅顺船坞交由法国公司包办，前后五年多，旅顺建港的诸多重大工程均在他的手中先后完成。
袁保龄到旅顺接管了工程局的工作之后，感到责任重大，却无可用之人，于是请李鸿章派刘含芳和他一起会办。首先整顿原工程局人员，进行严格考察，从中选用了一些确有真才实学，踏实肯干的人作为助手，尽斥庸禄之辈，裁汰近四百人，每月节省币金千余两，使整个工程局的气象焕然一新。
袁保龄还注意同驻军搞好关系，对毅军统帅宋庆、淮军总兵王永胜及庆军将领吴兆有都以诚相待，使得双方在工作中很和谐，工程上也得到驻军的大力相助；开挖引河工程就是由毅军协助完成的。旅顺行政上归金州管辖，袁又极力与地方官搞好关系。但金州副都统及金州厅海防同知等仍事无大小都要过问，动辄掣肘，这使袁大伤脑筋。
在袁保龄的任期之内所进行的工程有：引水工程、海门工程、机器厂工程、仓库房工程、碎石码头工程、碎石马路与小铁路工程、拦水坝工程、旅顺电报局工程、旅顺水雷营工程、旅顺鱼雷营工程、水陆医院工程、船澳及泊岸工程，以及旅顺炮台工程等，合计共有13项之多。虽然还有少数高难度者有待继续施工，但绝大部分的工程均能如期完成，其成果可谓相当丰硕。
在工程进行之中，袁保龄除了一部分参酌中国传统河工经验，诸如土方、石方、筑坝、堆埝、镶埽等方法外，还向德国进口了一些机械，如抽水机、起重机、挖泥船，并聘用一批外国的专门技术人员、顾问等襄助，因之乃使得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这一批外籍技术人员，因多系由天津税务司德璀琳所推荐，故除少数几位是英、美人士外，绝大多数都是德籍人士。美籍人士只有满宜士一人，原在大沽水雷营任教习。光绪九年(1883)，调至旅顺水雷营为教习。英籍人士琅威理时任北洋海军总查，临时参与作为工程顾问。德籍人士则有16人，他们中有的是炮台专家、工程顾问，有的是水泥船管轮之洋匠，有的任旅顺鱼雷营教习等。
袁保龄以一位工程局的总办应付如此之多的洋员实在不易。部分洋员夸伪成习，骄慢难制，常视华员为落伍，操纵驾驭甚为困难。洋员动辄以专家自居，每每拘于西国成法，不考虑中国实际环境，以致华员常与之斗智争胜，力加辩论。洋员所订计划庞大，用费过多，而非中国财力所能负荷。
袁保龄控制管理之法，便是力持宽大容忍，于大处坚持原则，小事则力求将就。与洋员均签订合同，标明年月期限，规定彼等必须随时留工，听候差遣。
在这批外籍专家与技术人员之中，以汉纳根算是最为优秀的一位。此人十分敬业，且个性较为圆融，好与其共事，因而他几乎可以说是袁保龄的高级工程顾问，不仅各地的炮台多经由他设计完成，即使开山、挖河、筑路、导海等工程，也常由他策划与监督，对旅顺的建港，功不可没。
旅顺口内有东西两澳，西澳的面积比东澳约宽3倍，但是水位较浅，无法容纳大型的军舰。
袁保龄在周览形势之后，以东澳的面积较小，易于着办，决定先从东澳着手，开为船池船坞，以便北洋军舰可以停泊修理。
光绪十年(1884)，李鸿章检阅旅顺口时，对旅顺炮台营垒和大坞建设倍加赞赏。不久，醇亲王奕譞(光绪帝之父)亲阅旅顺，以“海防布置合宜，保龄尤为得力”奏请朝廷对袁表奖。
尽管船池与船坞的工程各方都在大力推动与准备，然而进行却不是那么顺利，在施工时产生了诸多问题，如拦潮的大坝不稳固，经常蛰陷漏水，不得不在其东边再筑一条石备坝。施工期间发现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旅顺船澳之东为大海潮汐灌注之区，澳东与澳南各处几乎全是黑色稀泥。因之已砌妥的泊岸难敌数十丈稀泥之力，经常随着坍土下卸，石工尽坏，耗费时日与公帑，对之毫无办法。
难题解决不了，只好另请高人。最后不得已，乃由天津税务司德璀琳推荐德籍工程师善威赴旅顺，作为工程局帮办。未料善威到来，反而制造了许多新的麻烦。最麻烦的一项就是建造大坞的建筑材料问题，是用砖还是用石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善威提出用砖，袁保龄很惊愕，立即表示反对。善威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中国人不懂，这是拟仿德国最大的军港溪耳船坞的做法，一律以砖修建。 ”袁保龄与其争执不下，茶饭无心，甚至连做梦也在琢磨这个问题。石与砖成分不同，性质不同，石较砖更为坚固是普通常识，用砖自然不如用石。须知，船坞长久泡在海水中，且要承受几千吨重的压力，一般的石料还不行呢！
袁保龄询问了英、法等国专家，他们也持相同意见。英、法专家说：“德国因出石较少，故石贵而砖贱；中国方面恰恰与德国相反，不可以德国情况套用至中国。而且窑式与地质土性因地区而有所不同，在旅顺的窑式能否成砖，是否坚固，还难以确定。”袁保龄听后觉得很有道理，用石作坞的决心更为坚定了。
虽然多次争论，善威却依然坚持如故。
办事周密而沉稳的袁保龄一面千方百计继续了解德国溪耳船坞的实况，一面于旅顺附近的新盘设立大小窑厂两座，并将关平所出的缸砖与善威所烧的泥砖作比较。因此，这一个问题拖了很久都未解决。
1886年3月，袁保龄向曾见过溪耳船坞的水师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了解情况。原来溪耳船坞的关键部位都是用石砌成，只因为德国石价太贵，不得已才用了一部分砖，而并非砖胜于石。
为争取时间，袁保龄果断地作出两项决定：一是速派员前往山东石岛，采办石料来旅(因旅顺本地石质较脆)；二是以所造之砖供各泊岸及建大厂房之用。同时将其决定上报李鸿章。
这时，到旅顺勘查船坞的法国专家特温内也认为用砖不可靠，力主用石。
此时，善威烧制的砖，经放入水中试验，7天吃水22两，质量还不如中国的青砖。在事实面前，善威只好屈服。
袁保龄非常气愤，认为善威“以上自欺之举，不知受何之人传授”！袁保龄对善威的能力不得不加以怀疑。于是特上书向李鸿章报告。
袁保龄及周馥对德璀琳及善威很不满，于光绪十二年九月联合说服李鸿章，将旅顺船坞工程从德国人手中收回，交由法国人包办。
中法旅工合同签订时，旅顺工程局总办袁保龄已患重病，不能主持工程局工作，李鸿章派津海关道周馥到旅顺，与法国人德威尼办理移交事务。袁保龄患病之后，在给友人《致高勉之》的信中，谈及了这次谈判的艰苦过程和他的发病原因，说：“因洋员(指善威)太不得力，竭二十昼夜之力，笔秃唇焦，幸得就绪；税务司德璀琳者，性最贪狡，百计干预。荐德人善威为工员，两年无尺寸效，龄再三争之不可得，无日不呕气，此病之根由也。 ”
袁保龄病倒后，由于没能及时治疗而加重了病情，不幸于光绪十五年七月二十日病故，终年48岁。他中年早故，实属在旅顺建港工程中累气交加。而旅顺港的创建成功，他的功劳，永不可抹。对此，李鸿章于其请恤片中说：旅顺口工程，该员出力最多，其功实未可泯。 本报特约撰稿陈明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