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并图/孙晶岩
本版主人公孙文芳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进入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四年。历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新华社及光明日报驻开罗分社、伦敦分社负责人，以及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等职。长期从事外事工作，亲历、采访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等重大事件。
1983年1月，著名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教授在《新闻学论文集》第5期上发表了《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一文，将我国报纸起源的时间，非常确凿地提前到了唐代。
在该文开篇，方教授写有这样一段话：前不久，根据已故向达教授提供的线索，在新华社伦敦分社记者孙文芳同志的协助下，我高兴地得到了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的抄件。这是孙文芳同志应我的请求，亲自到伦敦不列颠图书馆根据该馆所藏原件誊录过来的。唐归义军“进奏院状”是斯坦因20世纪初从敦煌石窟窃走的珍贵文物之一。这份“进奏院状”发报于唐僖宗光启三年，即公元887年，距今约1100年。在举世闻名的《开元杂报》已经杳不可寻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现有的最古老的一份报纸了。……孙文芳同志这次代我查看了原件，并在给我的信中作了以下的补充：“原件是一张长九十七公分、宽二十八点五公分的横条卷，纸张是白色的宣纸，比较坚韧，文字是自右至左上下书写的，字写得相当不错。仅存60行，后一部分已佚。”
方汉奇教授所提到的孙文芳，就是我的父亲。父亲走了7年了，可我觉得他一分钟也没有走出过我的思念，他永远活在我的心灵深处。
■一张照片 改写了中国新闻史
28年前，父亲在英国不列颠图书馆查阅到一份资料，他逐字逐句誊录后，拍摄了原件的照片，寄给我并让我火速交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方汉奇教授。
当时，我这个毛丫头并不晓得信的内容，只是觉得父亲交办的事情一定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北大附中宿舍楼的一间陋室，像海娃那样急匆匆把“鸡毛信”交到方教授手里。
方教授看过信，脸绽成了一朵牡丹，我的心里顿时甜滋滋的。无知的我并不晓得这封信的重要，可是凭着深厚的专业素养，方教授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中国古代报纸《进奏院状》，这份罕见的实物将对我国古代报纸起源研究产生极为重大的意义。
后来我才知道《进奏院状》是英国人斯坦因从我国窃走的7000件敦煌文卷中的一件。这是一份唐僖宗光启三年的官方报纸，也是现存的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并由此证明了唐代是中国开始有新闻事业的朝代。
现在方教授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图史》中用的《进奏院状》的照片，就是我父亲当年亲手拍摄的。方教授曾评论说，“如果说，孙樵《经纬集》的《开元杂报》条是我国历史文献中关于邸报的较早的文字记载的话，那么这份‘进奏院状’就是现存的最早的邸报原件。它以自身的存在，证明了孙樵《开元杂报》一文所叙事实的真实性，证明了我国邸报起始的时间，无论如何不会晚于唐朝。……在国内，明朝的邸报已经罕见，遑论唐宋。现在突然冒出一份唐朝报纸的原件来，自然是值得高兴的事。”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这是父亲对我进行的热爱博物馆、图书馆的启蒙教育，从此，我懂得了图书馆和博物馆是知识的海洋。
父亲一生钟爱博物馆，陪同父亲参观博物馆是我最大的享受，我们经常一起到博物馆参观，像朋友似地切磋讨论，其乐融融。我把父亲遗传给我的爱图书馆、爱博物馆、爱大自然的基因，用来培养教育我的儿子。20年前，父亲送给我两张博物馆年票，让我带着年幼的儿子参观北京的博物馆。那时候，我还没有私家车，但我硬是抱着儿子挤公共汽车，把北京市所有的博物馆“一网打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