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长期而曲折的工作，在推进不顺利时“撤退”也是为了最终成功而必备的策略。而这需要有安全的目的地，辛亥革命时期，这样的地点有很多，近的有租界，远的有南洋、美洲，但要说最方便，最机动，还是香港。它不在清廷的统治下，英政府对革命的态度又若即若离；它交通便捷，扼守要道，人员、军械往来方便；它商贸发达，有一批实力不俗的富商，利于筹集经费。翻阅当年革命党人的路线图，会发现无数线路在香港相交。很多人一生奋斗之后，埋骨于香江，让自己的革命生涯，在此画上句点。这些人物包括孙中山的母亲、老师、同学及兴中会的战友等。香港历史博物馆前总馆长丁新豹，最近出版了新作《香江有幸埋忠骨》，尝试通过找寻这些人物在香港的墓葬，发掘他们的事迹，并且“找回部分相关人物”。
文：卜松竹
兴中会首任会长欲迁葬广州而未果
根据丁新豹书中的资料，在香港，和辛亥有关的人物，主要长眠在港九一带的墓园内，不过知道的人并不多。其中，葬于香港坟场的超过10名，多为英籍人士，有一定社会地位，在香港定居已久。当中名声最著者，首推杨衢云。他在1892年与好友谢缵泰、尢列、黄詠商等组成“砥砺品行”、“尽心爱国”的辅仁文社，后并入兴中会，他也被推举为兴中会首任会长。他先后参与了1895年的广州乙未起义和1900年的惠州三洲田起义。被刺后，在何启、谢缵泰等人奔走下下葬于此。为了防止清廷派人骚扰，墓碑上不着一字，为著名的“无字碑”。1926年，杨鹤龄、谢缵泰先后提出将杨氏遗体迁葬广州，但未获当局批准。
位于薄扶林的华人基督教联合会坟场中，长眠着孙中山青年时代的挚友、三洲田起义的首领郑士良，辅仁文社及兴中会骨干人物谢缵泰，革命的重要资助者李煜堂，孙中山的医学顾问李树芬以及四大寇之一陈少白的父亲、岭南大学前身格致书院的倡办人陈子桥等。
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中，葬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华人领袖、在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反正事件中起重要中介作用的韦玉，以及三位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唐绍仪、蔡元培和陆费逵。唐是留美幼童，南北议和时的北方代表，国民政府的首任内阁总理，1938年在上海被军统特务刺杀，随后由家人将遗体运到香港安葬；蔡是近代著名教育家，曾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七七事变后移居香港，1940年逝世于此，其墓成为不少文化人凭吊之地；陆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早年曾在武昌加入革命团体日知会，后倾力于文化教育事业，也是因抗战避难香港而逝于斯的文化名人。
每一个坟场都见证一段历史
“在我眼中，每一个墓都是一个曾经活在世上的人的见证，每个坟场都有一段历史，而香港的坟场内容之丰富，出乎一般人想象之外。在香港的坟场里，我们不难找到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当中长眠于香港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人物为数不少，正正凸显了香港与辛亥革命的密切关系以及香港在近代中国史上所扮演的独特角色。”丁新豹表示，通过对这些人的分析，可以进一步认识香港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独特性。
丁新豹指出，这些人中，有些是孙中山的长辈，如王元琛、关元昌、温清溪等“香江六老”，都是“剪发不易服会”的核心成员；有对孙中山早年思想影响很深的何启、王煜初、区凤墀等；还有如杨衢云、谢缵泰这样香港培育、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的精英。
丁新豹称，香港东西汇流的氛围，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西式的书院教育和蓬勃的出版事业，成为孕育革命家的温床，孙中山曾言其革命思想孕育于香港，盖指从1883年至1892年在港求学之时。而郑士良、赵声、洪全福等人在举事失败之后避难于香江，也可看出这里是革命党人重要的休养生息之地。这里也是近现代中国失势政客的桃花源，陈炯明、许崇智、李福林、张永福等皆如是。至于财政，香港的商人在同盟会时期及广东政府时期，协助筹措经费，功不可没，还有一批四邑商人加入东盟会香港分会，在辛亥革命前夕奉孙中山之命组织了四邑商工总会及羊城保险公司，利用乡里组织名义支持革命，后来很多人在二次革命、护法政府中都担任重要角色。
在香港的这些辛亥革命遗迹，还提供了一些虽细小但有价值的内容，如唐绍仪的墓碑上刻有谥号，“无形中暴露了他和当时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关系，这是一条值得留意的线索。”丁新豹称。
孙中山之母病逝于斯
多位革命党名将在此凋零
此外，葬于香港的还有孙中山的母亲杨太夫人。“孙中山之兄孙眉在1907年偕同母亲及孙中山元配夫人卢慕贞及两名女儿自夏威夷移居香港，住在九龙城东头村24号，至1910年农历六月十三日孙母病逝，下葬于飞鹅山麓之百花林。”丁新豹指出，“孙中山先生半生流亡海外，其家人亦受其牵连，被迫四处奔波，杨太夫人乃在此情况下长眠于香港，正说明了香港与孙中山关系之密切。”
“另一位埋骨于香港的重量级人物是曾任建国粤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厅长的许崇智，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担任福建武备学堂教习。辛亥革命爆发，许崇智率部反清，后参与北伐及讨伐陈炯明，战功彪炳，因廖仲恺被刺案受牵连，被削去兵权，投闲置散，抗战期间，滞留香港，晚年生活潦倒，1965年1月病逝香江。”丁新豹写到，“长眠于香港的另一名将军，是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曾参加北伐战争的李福林。他出身绿林，在1907年赴越南晋谒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过镇南关起义和黄花岗之役，战功赫赫。”
近代中国革命，得力于海外华侨之力甚多。曾任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长期为革命活动捐资筹款，以至几乎破产的晚晴园主人张永福便是其中最热心的人物之一。可惜的是这位劳苦功高的侨领因为与汪精卫私交甚笃，后来加入了汪伪政权，为晚年人生抹上了暗色。
此外，还有一些革命人物是在香港去世，曾葬于此，但后来移灵外地的，如黄花岗起义第二号领导人物赵声，曾蛰居香港的陈炯明等。
（注：本文中资料引自丁新豹《香江有幸埋忠骨》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