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因和合而灵昭不昧
——张立文先生谈儒学的当代意义
王小宁；王夕雨
采访背景：
《张立文文集》近日由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出版，文集共38辑，囊括了张立文先生2006年前全部重要论著，包括学界名噪一时的《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与现代》、《新人学导论》、《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儒学与人生》，以及建构了和合学体系的《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和合与东亚意识——21世纪东亚和合哲学的价值共享》、《和合哲学论》等。文集还收录了张立文先生首度出版的学术自传《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
问：《张立文文集》共38辑不久前在韩国出版，请您谈谈这套文集的出版过程。
答：1995年我在韩国进行学术交流，韩国的出版社就找我，想出文集，后来他们又专门到北京谈这件事。韩国学术界对我较熟悉，1983年我到韩国参加李退溪研讨会，后来又陆续参加过不少韩国著名思想家、学者的研讨会。我研究李退溪和韩国儒家思想、人物的著作在韩国有一定影响，他们把我作为第一个研究和发表韩国思想著作的中国学者。我的书在韩国有翻译本。那么，在商量出版的过程中，我们主要谈的是用中文出版还是韩文出版，韩国人同意出中文版，事情就定下来了。这部文集，囊括了我在2006年以前的全部著作，国内出费用较大，韩国出学术著作有优惠。综合几方面因素，我在韩国出版了这部文集，是韩国信息出版社出版的。
解决人类自身危机的一个思路
问：中国的历史文化能赓续，文化力量辐射亚洲，主要是儒家的作用。有人说“和合学”的提出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您在书中说“和合因人而生生不息，人因和合而灵昭不昧”，您提出“和合学”基于怎样的思考？
答：《文集》中有对《周易》的研究，有对其他思想包括韩国思想的研究，还有“和合学”。人的欲望是无极限的，但地球已经到了极限。人类在21世纪面临着共同的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道德危机、文明冲突……建构和合学的理论体系，是想提供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架构。不久前，我去韩国参加儒教复兴的研讨会，《东亚日报》采访我。当时正是韩国和朝鲜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东亚日报记者问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说，韩国和朝鲜是同种族同语言，是亲兄弟一样的关系，虽然兄弟间也会争吵，但这样的吵架应以“和”的方式、理念来处理，才是最终的出路和解决办法。这位记者之所以拿这个问题问我，是看到了儒家“和合”理念所具有的影响力。
韩国古来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但今天也面临着和整个人类同样的问题。比如近年来，韩国年轻人自杀率上升，不少人吸毒，他们的博士毕业以后很难找到工作，年轻人生存压力增大。这样那样的问题，造成社会上有一种苦闷焦虑的情绪，他们也在思考怎么解决。
我们都看到，儒家解决文明冲突的方法，和西方的解决办法是不同的。首先，从西方哲学来看，认为上帝和人是二元的。除了正确就是错误；一个是存在的，一个就是理念的；一个是进步的，一个就是落后的，它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观点。因此西方解决冲突的方法，常常是用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方法。东方的儒家观点不是这样，它讲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讲究“道并行而不相悖”，从中演化出来和平和合作。合作，是今天的一种生存的方法，是解决很多冲突、很多危机的最佳选择。和平合作达到共赢是“和合”思想的体现，人们越来越看到，这是人类解决自身危机的一个思路。
对时代核心问题的思考和解读
问：《文集》汇集了您从《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儒学与人生》到建构和合学等一系列著作，体现了您的学术历程。您能否结合这个学术历程，谈谈是如何思考中国哲学的？
答：冯友兰在去世前不久说过，中国哲学将来会大放光彩的，我觉得冯先生的话很有道理。
西方从黑格尔到德里达都有一个观点：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他们从西方价值观来衡量中国哲学，得出这个观点。我们知道，中国本来连哲学这个词都没有，是从日本、再早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而在近代建设中，我们又用西方学科的规范来规定学科尤其是哲学，用西方关于哲学的定义来讲中国哲学，更是把中国哲学做成了西方哲学的注脚。在上世纪国内就有过一个讨论到底有没有中国哲学的热潮，说明中国哲学怎么发展的确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的看法，首先，中国有哲学，有优秀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哲学不是固定概念，它是一个动词——爱智慧。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其哲学模式。从中国哲学来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体现。先秦、魏晋、隋唐，每个时期不一样，它是在不断变化的。应该承认这一点，否则除西方之外，所有其他民族都没有哲学了。
其次，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西方国家有时代精神，中国也有时代精神，四大文明古国都有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面对、解决时代问题的时候所产生的思考。例如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是为了回答汉武帝所提出的“大一统”问题。西汉经过“七国之乱”，诸侯王起来叛乱，统一是那个时代的问题。此外，天人怎样相应？体制怎样改革？所以我们从《汉书》中看到，董仲舒有“天人三策”，来解答这些问题，“天人感应”就是当时哲学的主题——时代的核心话题。没有时代的核心话题，就没有讨论，也就没有哲学。每个时代都有要解决的问题，都要有讨论，从而形成哲学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哲学是非常丰富的。
问：您认为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答：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核心问题，从而产生富有时代特色的哲学思想。如现代新儒学熊十力、冯友兰、马一浮等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在抗战时期形成的，是为了应对可能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挺立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今天我们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和熊十力、冯友兰，马一浮的时代不同，我们面对的是电脑、网络和全球化的问题。时代变了，也该有新的哲学理论思维。今天我们面对着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如自然冲突、生态危机、心灵危机等问题。中国这边扬起沙尘暴，沙尘可能会影响到日本；恐怖主义没有国界，一个国家很难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加剧——精神问题、道德问题、文明问题。所以我认为，当代中国哲学不仅要思考中国，还要把视野放到全人类的层面上，思考如何面对人类共同的危机。
问：《文集》中还有一本您的学术自传《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系首次出版。请谈谈这本自传。
答：《自传》中我把自己的学术生涯分成两个阶段：“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后。一个是“学术的生命”，一个是“生命的学术”。我想，“文革”前这段，我是以求生命为第一位的，学术为第二位。我的重要的学术著作都是“文革”后撰写的。《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是当时该研究领域具有开山性质的著作。《中国逻辑结构论》用中国哲学的逻辑来讲中国哲学。再往后和合学的提出是为应对当前危机，提出化解的理念。王充讲，天地和气，万物化生。中国是多元的思维，讲包容性而非排他性。我想，这是中国文化的根和魂的所在。那么第二个阶段，我是把自己的生命全部投入到学术中去了，所以我称之为“生命的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