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海：西方文明的“法兰克印记”

　　从源流角度来说，西方文明的最初两大构成要素分别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和希伯来的基督教文明，即“双希文明”。但这远非西方文明的全部。在西方文明进入古典晚期和中世纪前期之后，来自西欧北部的日耳曼文明逐渐汇入其中。正是在这一新兴势力介入后，西方文明的基本构造才得以最终确立，且延续至今。

　　法兰克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日耳曼诸王国中的标志性势力，除了适时皈依正统基督教、任用罗马帝国遗老遗少管理国家事务以及在建国初期甘愿做东罗马帝国的“臣属”等政策性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更加不容忽略的基础性原因，即早在罗马帝国尚未分裂的公元3世纪，滨海法兰克人就已成为寄居在罗马帝国内部的“潜伏势力”。经过不到一个世纪的磨合，滨海法兰克人已在相当程度上融进了罗马社会，他们不仅已经改说拉丁语，而且已经获得了帝国公民身份。滨海法兰克人已经具备天然的社会政治优势，因此，当西罗马帝国覆亡之后，滨海法兰克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帝国政权的最佳继承人选。

　　且不论西罗马帝国政权的这个继承者在文明程度上究竟达到何种地步，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就是，先由滨海法兰克人开创、继由滨河法兰克人拓展的法兰克国家在众多层面塑造出了一个与前世罗马既有关联但又迥然有别的西方文明形象。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用以构筑“法兰克式”西方文明大厦的很多建材都已随风而去，但是，也还有为数不少的法兰克元素在历史的河流中积淀并固化下来。在这当中，一个显性的表现就是，在欧洲以外的许多地方，“法兰克人”似乎已经成了欧洲人的化身。

　　如果说法兰克人已经利用自己的族名创造出一个外显的“一体化”的西方文明形象的话，那么，在内在社会政治结构的更新和重组方面，法兰克人也为西方文明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最为持久的“法兰克产品”或许就是至今仍存的欧洲贵族体系。在罗马帝国时期，虽然已有“公爵”和“伯爵”等称谓，但却并不存在什么公国或伯国。法兰克君主借用这两个称谓来指代下派到各省的军事首领。当法兰克国家进入封建割据时代之后，这些本为军事首领的公爵和伯爵便成了独霸一方的主君。随着军事征服的不断推进，法兰克君主又在新征服的边境地区设立了军事首领职位，此即所谓的“侯爵”。后来，随着封建领地的不断细分，子爵和男爵这两个低级别爵位也就应运而生。尽管如今的欧洲贵族爵位已与封地脱钩，但是，由中世纪法兰克人创造的这一爵位体系本身却在西方文明中存续下来。

　　在语言文化方面，法兰克人也给西方文明带来了多姿色彩。从源头上来讲，所有法兰克人各支系在语言上均属于日耳曼语族。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法兰克人的语言格局却出现了明显分化。在今天的德国西北部、卢森堡、荷兰以及比利时的部分地区，当地的传统语言都是由古代法兰克语演化而来，因此，在语言归属上，这些地方均属“日耳曼地区”。但是，在比利时南部地区以及整个法国，其族群归属虽然是日耳曼的，但其语言却明显地从属于拉丁语族。这是因为，滨海法兰克人在定居于下日耳曼尼亚时期，已经逐渐罗马化，他们的语言也逐渐向拉丁语靠拢。移入高卢境内之后，滨海法兰克人继续使用不太地道的拉丁语，正是这一不伦不类的法兰克拉丁语，最终催生了在后世欧洲曾产生巨大影响的法语。

　　从法兰克国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深度来说，最具典型意义的或许在于它对人们的心理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法兰克浸透”。拿破仑就有着浓厚的法兰克情怀。他不仅经常自比查理曼，而且希望自己能被别人视作是法兰克君主们的政治传人。甚至到了20世纪下半叶，在欧洲走向联合的道路上，“法兰克记忆”仍是让欧洲人挥之不去的一剂“心灵鸡汤”，不论是在当初组建欧共体的时候，还是在后来成立欧盟的时候，人们都自然而然地想到，其总部应该设在比利时，而这里正是当年滨海法兰克人的栖息成长之地，正是从这里出发，法兰克人一步步走上了“统一欧洲”之路。

　　陈文海（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