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滢莹
盛夏的午后，热浪肆虐，位于吴兴路的罗洪寓所在一大片梧桐树的荫蔽下却显得格外清凉和宁静。在这处略显陈旧的小区里，102岁的罗洪已生活了三十余年。阿姨为我们开门时，老人已经站在起居室门口。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给老人增添了华发和皱纹，却掩不住她始终淡泊平和的气度，笑吟吟的她，像邻家奶奶一样令人倍感亲切。
尽管之前电话联系过，阿姨直到中午才敢和老人提到我们的来访。因为年事已高，任何来访的朋友，包括每周探望她的女儿，都不会事先向她说，否则老人会一直挂心，影响休息。尽管如此，中午告知她后，她还是没能好好午休，早早地就在房里溜达。
在起居室，老人硬让我们坐沙发，自己则挪来书桌前的椅子坐在我们斜对面。这个起居室也是她和先生朱雯共同的书斋，这座“陟岵草堂”承载了她太多的回忆，多年来陈设几乎没有更改，除了电视机换成了平板的，其他家具的位置都不曾挪动。厚重的木质斗橱在储物的同时也充当电视柜，后面的墙壁上挂着朱雯先生伏案创作的照片，每每有人问起，罗洪都会亲昵地说，这是我家老先生。两个分别倚墙而立的高大书柜里，除了一些藏书外，多是朋友们送来的作品，已经塞得满满当当。临窗的书桌是老人常年写作的案台，窗外树影婆娑，不时有细碎的阳光洒落在桌面。
斗橱上，摆放着巴金百岁时的纪念瓷盘。朱雯、罗洪和巴金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30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变迁中，无论风雨飘摇，他们始终相互关心，相互鼓励，长期保持着联系。罗洪的卧室里也悬挂着一张与巴金、萧珊、魏金枝、何公超、唐弢、柯灵、辛笛等老友在1959年同游新安江时所拍摄的照片。这些年来，照片中人如落叶般渐渐凋零，如今只剩她一人。
起居室里不难看到类似“赠给抗战时期老作家留念”等字样的纪念品，这位亲历过上海孤岛时期、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及一系列社会变迁的老作家，在长达八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始终以笔为心，书写她所目见并慨叹的社会现实。忧国、忧民、忧天下，老一辈作家的责任感在她的写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近年来，老人有些耳背，需要贴在耳侧大声说话才能听到，记忆力却很好，思维清晰有条不紊。和她说话，她说，我要想一想的，想好了就能说。
2009年6月号的《上海文学》上，年届百岁的罗洪推出了约两万字的短篇小说《磨砺》，创造了新中国文坛上的一个奇迹。她已记不清当时究竟花了多少时间来写这部作品，因为一向习惯站着写作，又因为年迈而体力衰退，很多时候她都是写写停停，体力稍许恢复后再写一点。如今，罗洪也感慨“写不动了”，并说这可能是她写的最后一篇小说，但提及这部以反右时期为背景的作品，她还是颇为满意：“我这个小说呀，大家都认为可以，还是用了些工夫的。”
尽管已经写得很少，老人每天都会坚持读一些报纸和杂志，并对自己喜爱的报纸如数家珍：“先看《参考消息》，对国际国内的大事都了解下，然后看《文汇报》，《新华每日电讯》的标题大，篇幅短，一目了然。《文学报》每周一期，肯定仔细看，消息多，资讯广，《文艺报》写得详细，也常看。”已经百岁又二的罗洪至今看小五号的报纸文字不需要戴眼镜，她对于外面世界的兴趣，也从未减弱：“只要有兴趣的，就都想看看，都了解下。”她把自己常年所服药物的说明书展平堆叠起来，积攒了厚厚一叠，翻过面来，就是大小适宜的草稿纸，备忘的、或者是临时要动笔，随手就可以写。
在说明来意，请她为本报题词后，老人欣然应允，并站在书桌前仔细翻看我们的题词册。书桌台面的玻璃下，压着她百岁生日时朋友们前来祝贺时的合影。从上海市市长韩正到普通的读者朋友，罗洪的百岁生日被许多人记在心里，这一年，阿姨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为来探望老人的友人们开门。而在自己家里，罗洪从来没有办过寿宴，八十、九十乃至百岁大寿，都是简简单单和家人一起吃碗寿面了事。连在北京的儿子要赶回来给母亲祝寿，都被她拒绝了：回来干嘛，不就是个生日嘛。
这些年，罗洪的作息一直很规律，清晨五点左右起床，吃完早饭下楼稍许散会儿步，午后小憩，闲时读一读报刊，读友人和读者的来信，有时也回一封短信，晚上九点以前就上床歇息。前些年与杨绛等同辈老作家还有些书信来往，近来也少了。她笑着说：“我也好打电话，但杨绛耳朵也不好，两个老太说话，都是自顾自对着话筒说几句，对面说什么都听不到。”尽管几乎听不到话筒那端的说话，平日有朋友来电，总是阿姨接了，罗洪也要礼节性地去应两句，寒暄一下，老人的慈祥可见一斑。
为怕老人劳累，在简短问候后，我们便告辞了。临走，老人急急地拿了茶几果盘里的巧克力塞在我们手里，并执意目送我们出门。隔着旧铁栅栏向老人挥手告别时，心里感慨万千。门外一场大雨突至，洗去尘土的梧桐树叶更显出碧绿的色泽。回想起复旦教授葛乃福在《罗洪文集》三卷出版后所赠的字画，虽然字句平实，却是她人生的写照：“著作等身百岁人，慈祥善良心地诚。只要道出人间情，何须注重论浅深。名家自律普通人，粗茶淡饭近平生。煌煌三卷立新标，云间欢歌又一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