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易帜担任“特使”西安事变联络陈诚
东北易帜和西安事变可以被认为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儿，但是这两件事情中也都有冯庸参与其中，只是因为冯庸到了台湾之后很少跟家人讲起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所以我们只能从各种蛛丝马迹之中一窥当时的历史真相。
东北易帜冯庸出任张学良特使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死，当时奉军上下群情激奋，为大帅报仇，成为最强烈的呼声。当时早已不问政事的冯庸特地专门来找张学良，并建议他“对于日本，暂时隐忍，是为上策。请六哥务必先谋求全国团结统一，然后以全国之力，再图雪国耻、报家仇。”
有了兄弟的支持，张学良实现“南北统一”的愿望，却仍被日本关东军百般阻挠，奉军的一些老帅，也都不赞成易帜。不过最终，张学良还是突破了重重阻力归顺中央，让东北各地撤掉五色旗，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想必当时挚友冯庸在那个时期对张学良提供的兄弟支持，也起到了许多积极的作用。
但是，一张照片却让冯庸的后人认为，冯庸在东北易帜中所起的作用却并非如此简单。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9年的春天，即东北易帜的第二年，照片中几乎包含了东北几乎所有的进步人士，而这张照片也是唯一一张可以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进步人士的合影。
当年，曾有一些人把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误认为是省政府的门前，但其实这个照片的背景正是冯庸大学。可当时既不是运动会，也不是校庆，为什么如此多的进步人士聚集一堂，特别是张学良周围赞成易帜的幕僚都来了，张冯两人又偏偏处于照片最中间的位置，这都不禁让人心生疑问：难道这张照片跟东北易帜背后的一些秘密有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也就意味着，东北易帜和冯庸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冯庸的外甥张文琦回忆，冯庸在台湾的家中，一直都把这张相片很好地保存着，当时从大陆带到台湾时，甚至连镜框都没有拆。但是冯庸并不是喜欢吹嘘夸张的人，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后辈也很少讲起自己曾经的往事。张文琦只是从亲戚那里得知，冯庸曾告诉过几个人自己在东北易帜前后三次驾飞机往返南京，对于他们那一代人，冯庸还总结道“我们这一派人物，自己是命运的操纵者。”
三次驾飞机飞往南京，这是冯庸留给后人的唯一线索，去见何人，去办何事，均没有再详细提及。但是经过其后人的推断，冯庸三次往返南京的使命很有可能是担任张学良的特使，往返沈阳与南京之间商议处理东北易帜之事。
而这些推断也并非无源之水。对冯庸驾机飞往南京的事情，的确有所记载，但唯独对1930年东北易帜之后的那次失事的飞行记载稍多。当时是1930年3月29日下午六点三刻，冯庸的飞机在苏州浒关车站附近，不幸发生故障坠落下来，人们惊魂甫定，只见飞机舱门打开，从里面钻出来两个人，他们就是想要从南京飞往上海的冯庸和飞机驾驶员崔玱石。后来，经过认定：飞机失事的原因是机内汽锅忽然损坏漏气。
当月31日，《苏州明报》对此事又有了进一步的报道，称“该机右翼，微有折损，幸六位机缸，并无损坏，故修理尚不费事，昨日仍由杨分局长派员看守，闻冯氏此次衔有东北当局重大使命，来南与某要人有所接洽云。”
当时的时间是东北易帜之后的一年多，“东北当局重大使命”和“与某要人有所接洽”，只是这几个字，
可以推断，冯庸飞往南京的目的跟担任张学良特使有很大相关。而冯庸作为张学良的至交，由他出面接洽要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当时，所有的安排都是秘密的，知情人不多，而现在唯一知情的人也都不在人世了。所以当时冯庸如何出任特使，又和哪位要人相见这个秘密也被保守到现在，完全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冯庸牵线联络陈诚想打回东北
1932年参加热河抗战回到北平后，冯庸大学的状况日渐窘困，冯庸所剩不多的家产消耗殆尽，冯庸大学举步维艰。一些教师和管理人员因为薪酬原因陆续离开了学校，一些心忧国难的学生也投笔从戎或者返回东北参加抗日。
1933年9月，经历了近6年办学生涯的冯庸以“国难方殷，前途绝望”为由告别同学，带着张学良送给他的一万元生活费，携夫人到杭州隐居。但是冯庸并没有赋闲太久，陈诚的三顾茅庐让冯庸再次出山，出任新组建的国民政府军委会陆军整理处少将研究委员，陈诚便是处长。
陈诚是浙江江青田人，长冯庸三岁，1919年曾在保定军校就读。冯庸和陈诚的友谊自此开始建立。但是，在陈诚手下，冯庸军衔虽不低，却无实权也无具体正式工作。冯庸一心想着手下有兵才能打回老家去，但陈诚却没有给他一兵一卒。
冯庸曾到西安去找张学良，本来想分得一点兵权的冯庸没想到自己来此却有更重要的使命等待着他。当时，张学良已经有抗日之心，但却被蒋介石牵绊要先安内再攘外。张学良知道冯庸在陈诚手下，就向冯庸表露不愿剿共、打内战，同时也想通过冯庸跟陈诚商量，希望能说通陈诚，以新疆作为大后方，从绥远打回东北。
冯庸也赞同张学良的抗日主张，回去之后，就跟陈诚说明了张学良的意图。他们以为陈诚年纪与张冯两人相仿，还在保定读过军校，曾经共赴国难的约定也让冯庸相信手握重兵的陈诚可以帮助他们打回东北。
但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陈诚很快就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把事情一五一十都告诉了蒋介石。有史料记载，陈诚发给蒋介石的第一封电报，时间是9月19日，内容为：“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与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义。”次日，陈诚又发一封电报，向蒋介石讲述张学良通过冯庸传达给自己的意见。一开始蒋介石并不相信，但是这封电报中张学良那句“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外传种种，不能动摇我心”，态度如此坚定，让蒋介石倍感惶恐。同时，陈诚还把冯庸告诉他的张学良“已将力主抗日且有成绩者邀集来陕，准备实行抗日，预定先出绥远”的话透露给蒋介石，这时蒋介石已经完全按捺不住，立刻给西北剿总的参谋长晏道刚去电，要他转询张学良：“兄托冯庸转告辞修之言，其词意离奇云，未知究说何言，为何托冯庸转达，请详告为盼。”给晏道刚的电报发出后，蒋马上想到了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消息，于是也托付他从旁边考察张学良，看看此事是否为真。即便这样，蒋介石还是不放心，又发电报给陈诚，让陈诚也亲自去问问张学良是否真有此意。
陈诚愧疚换来一片东北人园地
张学良看事情已经泄露了，便于9月22日也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在电报里，张学良为所谓冯庸托言一事做了“澄清”。强调冯庸是一个爱国人士，能够在沈阳拒绝日本人的诱惑，叫他来是想给他安排工作，发生此次误传，错在自己“良不善辞令”， 又“经冯转语他人”，以致“不无轻重失真之处”。他的本意是说如果想要抗日就必须要把全国的力量集中起来，等到那时才是最佳时期。
这时，蒋介石总算是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虽然张学良和冯庸说服陈诚的计划落空，但是陈诚心里一直对冯庸心存愧疚。西安事变之后，冯庸也被军统特务监控，甚至本该也和张学良一样被软禁起来，但是因为陈诚的力保，才得以没让冯庸失去自由。
从此之后，只要冯庸有要求，而且要求不超过原则，陈诚都会尽量满足冯庸，这也使得冯庸在张学良被扣，东北军被分化的复杂环境下，仍能维持一块东北爱国人士拥有独立言论的园地，这个园地就是后来的五十兵工厂。这里是抗日战争中唯一主力兵工厂，厂长江杓1900年出生，只大冯庸一岁，他的父亲是当年沟帮子铁路站长，冯德麟驻防北镇去奉天时，都要经过沟帮子，当时两个人就成了换帖的兄弟。
后来江杓在一次世界大战时被送去德国学习兵工，但是后来家里经济有了困难，冯庸的母亲赵夫人就认江杓为干儿子，并给他许多经济支持，使他完成学业。
因为跟冯庸的关系甚好，于是江杓能够把大批冯庸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安排在五十兵工厂里。当时在兵工厂的东北人士，每个星期都要开会，讨论办杂志办银行的事情，阎宝航也是通过冯庸的关系先后在陈诚的委员会担任委员，后又在五十兵工厂担任处长。
就是在这里，冯庸利用和陈诚、江杓的关系为将来收复家乡东北保护了一批有用的人才。也是在这块小的园地中，东北人士的声音并没有完全屈服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而且还能有许多东北独立的思想可以完全表达出来。
□张阿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