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卜松竹
没有加入革命组织的“革命启蒙者”
1895年，孙中山等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部署广州首义，得到了何启的支持。他和谢缵泰被邀修订起义英文宣言的草稿，并指导外籍记者在西洋报刊上撰文支持革命，为起义营造尽量有力的舆论环境。
研究者指出，参与、策划广州起义是何启政治热情的大爆发。起义的流产，尤其是陆皓东等革命志士的流血牺牲，更坚定了他走自上而下改良道路的决心。他陆续发表文章，阐发对中国现行政治的改良主张，并由此确立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改良思想家、维新启蒙大师的地位。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丁新豹教授指出，何启身份特殊，因此没有加入任何革命组织。何启中学就读于中央书院，其后赴英十年，先后于两所大学获得医学和法律两个学位。返港后，他先以行医为业，但发现华人对西医颇多抗拒，因此改任律师。1890年，年仅31岁的他担任了立法局议员，前后在位14年。1912年，他获封爵士，为香港首名封爵的华人。
何启也是香港首位获得执业资格的华人医生。他在伦敦读书时，与英国姑娘雅丽氏相识并结婚。1882年，他与妻女一同返港，但两年之后，雅丽氏不幸感染伤寒病逝。当时有关方面计划兴建一所为华人提供西医治疗的医院，何启为纪念爱妻，答允捐建。1887年落成了以“雅丽氏”命名的医院。同年10月，在医院内成立了香港西医书院，首批入学者有12人，孙中山为其中之一，且以优异成绩毕业。
孙中山在何启任教期间，不仅学得医学理论，更深受何启主张学习西方科技，提倡新政，改革旧弊的思想影响，对其革命思想提供了重要养分。
香港乡贤，
建立医院、大学和机场
何启在香港德高望重，他任立法局议员期间大胆敢言，捍卫华人权益。辛亥革命成功后，何启被委任为革命政府的总顾问官，协助起草宪法。何启与革命党人的密切关系，终于让他招致香港政府的猜疑。1913年8月，港督梅含理向英廷建议不再续任何启为立法局议员。第二年，何启病逝。
何启为香港名震一时的乡贤，除了创办雅丽氏医院，后又与大姐何妙龄的医院和那打素医院合并，成为香港一家设备完善的内外全科医院。发展西医学外，他还曾任香港大学助捐董事会主席，为大学的创立出力不少。他更与友人区德合作建造了启德机场。
19世纪末期，有人在宋王台圣山采石做建筑材料，对香港有名古迹宋王台造成威胁。何启支持九龙城居民发起的保存宋王台运动。1899年，立法局通过《保存宋王台条例》，禁止在宋王台圣山采石。其后，何启与区德（又名区泽民）等人组成“启德营业有限公司”，在九龙寨城对开的九龙湾北岸进行填海工程，计划建造一个名为启德滨的花园城市。但计划失败，土地其后被政府收回，最后成为启德机场。“启德”即以何启和区德的名字命名。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启德机场位列世界最繁忙机场之列。1998年，随着香港新机场的启用，已经被迅速扩展的都市重重包围、服务达73年之久的启德机场才完成了历史使命。
香港为孙中山早年革命思想的重要形成地，而曾任孙中山西医老师的何启，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他早年倡导维新改革，后来支持革命行动，堪为中国近代不可忽视的启蒙思想家。他曾在英国求学10年，生活非常西化，但内心深处，对中华文化和国家传统用情极深。他与好友胡礼垣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对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晚清知识分子影响极大。
与曾国藩之子辩论
奠定改良思想大师身份
1887年1月，曾国藩之子，曾经担任过清朝驻英、法、俄公使的曾纪泽，在英国伦敦《亚洲季刊》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先睡后醒论》。该文在批驳西方散布的中国“危险”论的同时，指出中国在经受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后，已经从天朝上国的“睡梦”中觉醒，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化运动——“洋务运动”就是明证。曾纪泽坚称，目前解救中国于危亡之境的第一步应是近代化的军事建设，并乐观地认为，只要中国沿着业已确定的国策走下去，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全备稳固”的国家。该文一经发表，法国、德国以及中国香港、天津、上海的报纸争相转载，成为一时名文。当年2月8日，香港最早的西文报纸《德臣西报》全文转载了此文，而何启成为最有力的反驳者。同年4月，他以“华士”为笔名，用英文写成了《中国之睡与醒——与曾侯商榷》（后经胡礼垣的翻译、阐发，更名为《曾论书后》），同样发表在《德臣西报》上。他指出徒有军工业的发展，并不能将中国带入富强文明，建议将曾纪泽的优先级颠倒过来：“一定要有一支有效的海军，但在此之前必须先进行改革。”
《曾论书后》代表了何启的思想倾向，深深影响到此时既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好友孙中山。而孙中山对何启对他的影响也并不避讳，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在担任非常大总统领导护法运动时，曾亲口对何启的女婿傅秉常先生谈起“自己受惠于何启之教”。正是受何启思想的影响，孙中山曾在1889年、1891年、1894年先后三次上书清朝二品大员郑藻如、改良思想家郑观应、晚清重臣李鸿章，系统阐述其带有浓厚改良主义色彩的改革主张。
